关于推进成品油价格市场化的思考

价格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为基础所建立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我国虽然确定了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实质上实行的是成本加成定价的机制,所确定的价格并没有反映中国成品油市场的供需特点,且缺乏相应的透明度。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和原则,应首先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实现终端销售的市场化定价。在此基础上,放开成品油进出口经营权,提高成品油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同时,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由价格的制定者、公布者转变为市场的监管者,将成品油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转移到零售环节征收,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公开透明的成品油市场信息体系。     

经济效用与物权归属——论物权法中的从附原则

在不同的物合成一物时，只要不悖于交易观念，与其余部分紧密而持续结合的部分为合成物的成分，为了维持物的整体效用最大化，合成物所有权被重新界定，要么是主物所有权扩及物的整体，要么由原所有人共有。这一在物的效用经济功能引导下确定权属的强制性规范，将合成物塑造为整体特定的客体，配合了特定原则和公示原则，在物权法中具有普适性，被称为从附原则。如果成分与主物或其他成分在合成前归不同人所有，从附原则将对成分原所有人不利，为达致利益平衡，法律效果受限的不当得利就成为关联规范。在成分因正当事由从物的整体中分离，从附原则即被突破，成分独立负载所有权，但会受制于主物与从物的一体处分规范。     

基于刘易斯拐点视角下城乡劳动力资源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处于主导地位,农业人口数量大概有9亿,约占全中国人口总数的64％;全国耕地的总面积是18.26亿亩,而平均每人所占的耕地面积数量还不到1.35亩;中国人均的耕地拥有量远低于世界的平均人均耕地拥有量.据2012年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13.5亿,其中劳动人口就有7.6亿.因此研究我国农村边际报酬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之比和刘易斯拐点的现状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状况.通过计算出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村人均边际劳动报酬之比,判断我国劳动力资源是否临近刘易斯第一拐点.     

死刑复核检察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网络这种新媒体方式在现代公众的生活中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对公众的知情权、参政权、言论权、权力意识的强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所发挥的正面效用和负面效用同样不可小觑,一方面它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大量真假混杂的信息充斥网络，有时会掩饰事实真相，甚至会形成不理智的民意，影响司法独立的进程。     

《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评价与贡献

正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专门撰写书评宣传此书。《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那么,这本《21世纪资本论》是如何看待资本的呢?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分析

政治参与渠道在公民政治参与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它是公民政治参与得以实现的桥梁和途径,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民主政治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本文通过对私营企业主已有政治参与实践的系统梳理,发现并总结出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渠道选择偏好,同时深入分析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选择偏好的生成机理,以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正负效用.     

微观经济学视域下辅导员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

辅导员职业倦怠现象已成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文章尝试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视角来探讨辅导员职业倦怠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从激励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对策与建议。     

政府信息化建设投资管理综述

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资,是间接地提供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建设的投资管理是政府信息化的一个重要支架,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效。一、政府信息化建设投资管理的必要性     

刑法修改的法经济学考量

在经济学中．用边际分析方法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最优化行为的集合便是均衡。法律规则在用以描述或规范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方面，与经济学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法律体系也是作为一种均衡整合状态而存在．是各个部门法最优化的集合。刑法修改不能超越刑法的最佳边际均衡点，只有当其他部门法不能有效保障法益．刑法才有介入的必要，立法才能产生较高的综合社会效益．否则刑法作为部门法的边际效益就会回落递减。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标准研究——以水资源为例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探讨了民族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均衡机制,实证了考虑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方法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在不低于这个下限范围内才有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提出核算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