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立法作为调控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不仅仅是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同生产其它社会生产资料一样。一部新的法律的产生也需要投入成本。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立法成本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立法工作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利于确立立法效益观。优化立法资源配置。     

新词

新经济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在强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时,首次明确提及“新经济”“：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扶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就地扩能,现在要提升政策的‘边际效益’,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说"之反思:自然法与功利主义之比较

“利益平衡说”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之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旨在平衡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冲突,并以此解释知识产权法的制度构成。依自然法理论,知识产权之正当性因其自然获得性,相关权利与限制是确定权利的正当边界,维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之社会契约。功利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社会效用之必要工具,经由排他性权利及其限制来达至社会效用最大化。无论限制或保护权利均有可能产生对权利或社会效用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由此,利益平衡的二元价值目标论值得商榷。知识产权法的根本问题是以个人权利为导向还是以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之选择问题。     

韩国民主化进程中财阀的政治效用分析

财阀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的政治效用.在权威政权以及经济尚未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财阀一方面对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提供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对市民社会力量的压制、造成的政治腐败.又对政治民主化发生了消极的影响.在民主化以及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之后的时期,财阀造成的政治腐败成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碍.而其促成的权力多元化格局客观上又是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积极促进.     

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

从1988年9月至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了长期的制裁, 虽然这种制 裁没有实现迫使军人向反对党彻底交权的目的, 但成为了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缅甸与西 方国家经济交往规模小、缺乏其他国家的有效配合、制裁不能改变缅甸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是对缅 制裁效应没有最大化的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基础性效用论析

党和国家推行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意在使之按照"点""面"相融、"表""里"相合、"制""治"相接的生效机理,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全面依法履职尽责等方面切实发挥复合而叠加的基础性制度效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布和实施的权责清单制度因存在规范性不足、实用性不强等突出问题,其基础性制度效用尚未充分发挥。对地方政府而言,增强权责清单制度的基础性制度效用的举措是:首先,要强化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的集成式理念和思维;其次,要借助动态管理机制,在权责清单制度优化设计方面及时进行"纠偏""补缺""增益";最后,要按照由"制"及"治"的实践路向,不断强化综合应用,确保权责清单制度落地生效、提质增效。     

善用比自己优秀的人

如果说创新与研发是药企与生俱来的基因,通过自己的营销队伍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则是药企持续发展的基础。国外的药企无论是原研厂还是仿制药厂,都是自己建立销售与市场队伍的。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放管服”改革效能评价的理论构建与逻辑理路

在以“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为核心目标的“十四五”时期,效能评价成为“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新方向。基于对“放管服”改革效能评价的概念解读和SPO模型的理论论证,逐步厘清“放管服”改革效能评价的逻辑起点、基本要素、内在机理和结果诠释。通过对“放管服”改革以及效能评价的剖析与解读,明晰了“放管服”改革效能评价具备的属性特征和价值取向,并进一步提炼出“放管服”改革效能的评价要素及基本形态,即内在潜能模块中主要包含价值要素、能力要素、环境要素,存在努力区、成熟区、空想区、风险区、迷雾区、打折区、落后区、舒适区八种基本形态;外显效用模块中主要包含效率要素、效果要素和成本要素,存在成熟区、精进区、错位区、风险区、潜力区、目标区、懒政区、噩梦区八种基本形态,为有序开展评价实践提供行动指南,为深度解读评价结果形成理论参照。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语义边界与行为评价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已经形成许多学说，其中物质毁损说、有形影响说、状态改变说和效用侵害说四种学说为学界所熟悉和推崇。这四种学说各有短长，但它们共同面对着是否构成毁坏财物的两个实践难题：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可以说，这两个实践难题是检验既有学说的尺度。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揭示了毁坏财物的核心要义。形式方面，“毁坏”的结构是直接针对财物本体施加作用力，行为样态则是足以给财物造成物质毁损；实质方面，“毁坏”侵害的法益是财物的客观效用。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既有学说暴露出某些偏颇。物质毁损说和状态改变说过分倚重毁坏的形式；有形影响说和效用侵害说过度重视毁坏的实质。在既有学说启发之下，总结优劣得失，应当提倡毁损危险说，即毁坏行为必须针对财物本体，通过足以造成物质毁损的方式侵害财物的客观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