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

我国法学界对于是否应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仍有争论,但立法上已倾向于对控制股东的行为施加更多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变。虽然对于是否所有股东都应无差别地承担信义义务仍存争议,但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公司的控制股东应当承担信义义务。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是为了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以股东为公司所有者的定位而展开。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这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禁止权利滥用、公司合同的固有缺陷也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就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而言,应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司法实践,以"解释论"为基础,结合"立法论",确定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及善意"义务"的具体适用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观的逻辑维度研析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理论基础,具有明晰的逻辑维度。从价值逻辑看,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人民利益、国家目标三者的有机融合;从理论逻辑看,集萃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传统民生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玄圃积玉;从实践逻辑看,耦合了中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经验和新时代民生实践、科学方法、运行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我国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深刻认识我国走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群众观生成的逻辑

马克思群众观厘清了唯心主义在群众问题上的偏见,实现了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是一个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创生过程,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赋予群众观新的内涵,并指出了过去唯心主义针对"群众"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错误。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生成逻辑,不仅可以深入理解马克思群众观的逻辑性、整体性,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供理论指导。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逻辑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发展和改革的核心指向,也是我国政府再造的动力来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内在逻辑上对于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近十年来政府改革的主要走向,也有助于把握政府改革的复杂性及不同阶段的重点和变化趋势。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逻辑内含以下内容:从其进路看体现为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从其特点看体现为构建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从其取向看体现为供给的均等化和多元化的统一。     

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内在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对"现实的劳动"本质的揭示,进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反思为其劳动正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石。他秉承劳动解放和人类自由这一根本价值追求,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和资本逻辑的社会现实语境展开劳动正义之思,其中蕴含着对劳动主体、劳动动机、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过程的正义性的深入思考,揭露了资本逻辑统治下雇佣劳动关系的非正义性,指明了在更高级的"异质社会"层面实现劳动"实质正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运动提供了鲜明的价值航标。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作为具有与时俱进的真理特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意义。     

毛泽东早期话语转向的内在逻辑

从1912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在历史与个体、客观与主观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逻辑中,呈现出从传统话语到现代话语、唯心话语到唯物话语、改良话语到革命话语的嬗变。代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潮流的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塑造了毛泽东早期话语转向的历史语境;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毛泽东话语转向提供了理论铺垫;毛泽东早期的政治实践,特别是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构成了毛泽东转向革命话语的现实动因。话语转向意味着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深刻转变,为毛泽东面向时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石,对于毛泽东面向实际、面向工农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