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思考

2012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攀升,如何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作用,使一大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人身危险性程度低、悔罪表现明显的未成年人罪犯得以留在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摆     

基本需要与犯罪

需要层次论是充分体现了马斯洛对和平的关切,也成为和平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那么人类就可以保持善的本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符合伦理的、有道德的、正直的本性。"此观点驳斥了关于原罪、人类堕落以及性本恶等理论依据,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的恶与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条件的好坏的评判依据可以来自于该环境是否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且满足的程度。基本需要与犯罪产生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利于解释具体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为治理预防杜绝此类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实践与路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减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出现,降低新疆地区整体的犯罪率,需要做好相关的预控工作。不同的预控模式对于处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路径需要从青少年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教育、道德与法制的动态平衡等方面入手,为这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及其实践要求

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及其理论依据,为新时期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大数据时代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难点及新思路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国基层群众工作呈现出工作对象的不稳定性加深、工作范围的持续扩大化、工作方式的新要求日益增多等新的特点;基层群众工作面临脱离群众、党群矛盾突出、基层干部能力不足等新挑战;大数据时代基层党组织必须形成新的基层群众工作思路:以培养基层大数据人才为出发点,以加强新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着力点,以服务好、动员好广大群众为核心点,以建立和完善基层群众工作机制为关键点。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演进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我国文化建设事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文化理论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理论创新的方向引领、坚持以破除文化发展中的闭关自守为重要动力、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价值旨归,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新时代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时代要求是:不断完善保障其发展的各项制度体系,积极为其营造安全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党的文化理论发展中的根基作用。     

中国当代青少年犯罪状况调查

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相较在校学生样本,我国正在服刑的青少年犯具有其显著的样本群体特征,尤其是日常行为具有明显的反规范和不良性表征。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尤为重要。家庭功能、亲子关系、社区环境、同伴关系与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影响甚为深远。整体上看,相较普通学生,青少年犯的家庭功能较为欠缺、与双亲关系较差、社区周边环境一般、对同伴信任度较低、学校对其教育成效也较弱;此外,青少年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偏低。在犯罪模式上,青少年犯罪也具有典型特征,如偏好抢劫犯罪、偏好共同犯罪、偏好街头作案等。在司法处遇上,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的刑罚适用普遍倾向于轻缓化,但青少年犯的矫治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