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工伤认定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正确认定工伤,首先要根据工伤的构成要件准确把握工伤的概念,其次要能够准确把握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之间的异同,最后需要结合实际对工作原因、工作场所、上下班途中等三大要素作出合理认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和学会,扩大了研究领域和范围,更新了研究视角和方法,发表、出版了可观的论著,从而促进了整个史学的发展。但就总体水平而言,高质量、高水准的成果并不多见,妇女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资料的不足、分散,限制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要真正确立妇女史的学科地位,尚需学术界的艰辛努力。     

试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从历史启迪与未来追求的视角

创建共同合作、协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历史事实证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它既有成功的、进步的古代“东亚文化圈”,也有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还有设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然而,现实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东亚共同体”能否迅速建立的前提条件。为促进未来“东亚共同体”区域内的沟通和交流,需要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建共通文字,这不是复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当人们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时,在普遍关注经济协作的情况下,尤应重视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因为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问题,不能光靠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而确实需要从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

新《破产法》(草案)①引入了破产重整制度,并对其专设一章,可见重整制度之重要。破产重整的立法精神是再建主义精神。笔者认为,要想使破产重整制度发挥其最大功效,实现立法者拯救企业的立法本意,最关键的是在利益制衡原则的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各方主体的角色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中各主体的权限与职责做明确科学的规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作用。本文基于破产重整的制衡原则,对破产重整中各方主体进行了角色定位,希望能构建起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间完善科学的关系,从而加深对破产重整制度的理解,促进破产重整制在我国度发挥其最佳效果。     

谈涉网犯罪——涉网犯罪案件剖析

涉网犯罪在刑事案件发案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利用网络为犯罪提供各种服务的刑事案件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各种形式的涉网犯罪,对涉网犯罪案件利用网络寻找犯罪对象、准备犯罪工具、联络同伙、实施犯罪、销赃等情况进行仔细剖析,帮助侦查人员了解涉网犯罪,发现犯罪与网络具有的联系,为研究涉网犯罪侦查提供思路.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

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综合表现.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我国不公平的资源所有权格局引起了收入不公平的分配.解决收入分配涉及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体制两大类.必须把"统筹"作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着力点.     

对创新的哲学审视

创新是21世纪的时代特征,也是21世纪的时代精神。创新的本质是属人性的发展。创新的历史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存在和发展。     

权利能力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人法的英特纳雄耐尔之路

本文在比较中研究了罗马法和现代民法中的能力制度,得出了前者以自由为基础,后者以平等为基础的结论,进而论证了现代权利能力制度的平等理念遇到的重重挑战,尤其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全球化理念的充分展开带来的民法消亡命运。通过展示古今立法者对权利能力制度的不平等运用,特别地反驳了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谬见,得出了这种不平等为社会治理所必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