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人性论视角下的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差异

性善论与性恶论分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人性思想。总的说来,性善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是消极的,性恶论思想对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则是积极的。不同的主导影响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吸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优秀成分,避开两者的不足并积极进行创新。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

加入WTO，我国政府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规范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行政审批范围的设定是确定行政审批其他相关内容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的原则，从而提出规范行政审批范围的对策。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比较

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 ,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原、被告的举证责任分配上     

试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其中以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行政法院为代表。我国引进行政法院制度,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体系、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和高效解决行政纠纷。为此目的,基于国情,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既将有别于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我国普通法院制度。     

国外药品规制与监管体制比较

文章从药品监管责任主体、监管机构与监管范围、药事咨询委员会制度、医疗保险基金制度对药品政策的影响、中介组织制度在医药监管中的作用、行政检查与司法执法等方面对国外药品监管体制进行了比较 ,提出我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应当借鉴国外经验 ,尽快实现药品、食品、化妆品、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等行业的统一监管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