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

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所说的生命权是指狭义上的生命权。生命权的基础性、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补偿性决定了生命权应当入宪,而生命权入宪则是对生命权基础性价值的确认和彰显,表达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将提高人们尊重生命权的意识,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生命权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

由于宪政的深入发展、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关系冲突的日益加剧、人本主义的滥觞、法律形态的程序化等方面的原因,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世界范围内正逐渐形成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趋势.     

论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及效力——以我国首起助学合同纠纷案为例

我国首起助学合同纠纷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存在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主要原因是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和效力没有真正把握。因此有必要详尽探讨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和效力,分析助学合同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论约定优于法定原则

约定优于法定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消费合同中,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完全遵守这一原则会形成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因此重新审视这一原则,适时地赋予约定优于法定原则新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章在探究了约定优于法定原则之后提出在消费合同中应当推行约定有利的原则,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税收执法不严的法律经济分析

税收流失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税收执法不严是其成因之一。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税收执法不严进行相应的分析可以进行更有效地防范。征税主体主观执法不严与其客观执法不严都有不同的成因,对此所采取的对策也应区别对待。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法律经济学学科构建探析

法律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也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法律经济学从萌芽、初创、产生到发展,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演化,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被赋予丰富的内涵。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具有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本质特征。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学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

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 ,努力提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 ,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保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原则。     

澳大利亚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文章通过对澳大利亚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由古到今、由传统到现代的规则的论述 ,揭示了澳大利亚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之处 ,从而为中国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