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证据的理性审视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无论是在诉讼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争论的焦点。在借鉴国外有关非法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应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并结合对非法证据的理性思考,来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     

非法传销活动的特点、成因及打击对策

非法传销活动是近年来经济犯罪领域新出现的突出问题,对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当前形势下,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活动要始终坚持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要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打准";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树立经营意识;要结合具体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巧妙突破定性难点;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增强执法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促进打击非法传销活动的深入开展。     

论侵害人格权之获益返还——兼论《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适用

侵害他人人格权获得利润,本为现今之普遍现象。但是如何处置此种不当获益,乃民法上之重大课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此设有较为周全之规定,但未言明该请求权之性质,对其适用恐嫌不妥。因此,以批判的观点检讨现行立法及学说的规定,认为其实质上是不法管理制度,并认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人格权受侵害之财产损失,不及于精神损害。同时明确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明确其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至为关键。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非法占有目的推定解析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超过的必备的主观要素需要采用推定来确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依据司法解释对推定事实的列举规定,《会议纪要》列举事实是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基础事实真实、主客观相统一和重视被告反驳的情形下,结合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和犯罪构成结构进行判断.在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及合同诈骗犯罪认定中,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列举的法定情形可以推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不同则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当前我国非法集资活动形势与处置对策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法集资活动日益严重,大案、要案频发,且非法集资活动出现了区域性特征。一些地区和城市出现了几乎全民参与的、传销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并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犯罪案件,严重危及了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呈案件数量逐步增加、新形式和新手段不断涌现、涉案被害人和金额持续增多的特点。全国各地对处置和预防非法集资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成功处置非法集资案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关于公文美学的思考

公文因实用而产生,又为实用而写作,具有实用美的审美价值.公文体式要求的规范化、内容的规范化和语言的规范化是公文的审美特征所在.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研究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为公众提供行政救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律行为中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典则的情形.其行为表现主要有：消极履行劳动义务、虚构困境信息、获取非法利益、阻滞权利人获取权益、侵害福利设施等.原因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基于此,必须通过构建新的行政法体系来矫正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即强化宪法中的义务理念、建构福利行政法体系、量化福利行政的各项指标、建立新型行政违法制裁机制.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无疑是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然而,立法中的确立并未能完全解决司法中的困境,而且随着新规则的运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究其原因,这除了与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不够成熟有关外,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不够完善和精确的原因.目前,我们应当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逐步地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