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研究述评

在简要评述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现有集群风险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技术与制度变迁两个层面入手构建了产业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的扩展模型,旨在为深入探求集群风险的成因与化解途径提供更多支持。     

城市化进程的中犯罪防控模式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及其相应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的进程应该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但是，在城市发展或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城市系统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城市犯罪问题，有抑制，也有加剧，且多种多样。相应地，其防控模式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快速反应的模式、西方国家的犯罪情境防控模式、新加坡的儒家营建家庭的犯罪防控模式、英国犯罪防控的警务模式等。     

评述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

紧急状态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因而行政紧急权力的动用在特定情况下也就同样不可避免。但是何为行政紧急权力,为什么要控制行政紧急权力以及如何控制行政紧急权力,这些关乎行政紧急权力有效运行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基本属性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行政紧急权力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和控制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控制是根本途径。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论鬼船欺诈及其法律防控机制

鬼船欺诈是海事欺诈的一种形式,欺诈者借鬼船窃取货物,给国际货物贸易的买卖双方、保险人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鬼船欺诈之所以产生并蔓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应通过多种途径对鬼船欺诈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打击。     

防治重新犯罪与构建和谐社会——重新犯罪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了人员迁徙浪潮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持续攀升，并突破历史的高点。人员迁徙，社会管理保障不配套，引发犯罪和再犯罪；教育滞后，低素质面临高诱惑、强竞争，引发犯罪和再犯罪；道德缺位，导致亚文化盛行，行为内控力、制约力弱化，放纵犯罪和再犯罪。改造罪犯压力剧增，监狱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工作没及时调整到位，难以有效扼制重新犯罪和大要案的发生，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而尖锐的问题。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浅析射击过程中的心理调控

在射击过程中,如果学员训练时间不长或经验不足,心理活动的变化就会使其形成的技术动作规律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学员的害怕心理、缺乏自信心、重复性受挫、成绩观念、习惯性怯场等。对此,应用心理暗示法、意念训练法、表象训练法、腹式松弛训练法、适应性训练法等进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