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过程,而在以往事实与价值冲突的机械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陷入只关心自身利益、忽视客观规律的发展困境。这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当前,我们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生态效益与生态公平的统一,真正使事实与价值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论我国西部旅游产业的市场化发展

我国旅游资源分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聚集了极丰富的高品味旅游资源,甚至于还是世界顶尖级的旅游资源。通过开发旅游资源形成旅游产品,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促进西部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逐步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论文化转型中公务员的法律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的转型期,从法律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摒弃权力至上主义,确立法律至上意识;应该摒弃法律虚无主义,全面确立法的功能意识;应该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全面确立法的价值意识;应该摒弃法外特权观念,强化法的责任意识。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价值基础

在现代社会,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法律明确确认和保护的权利,但我国法律迄今没有明定其为具体的权利。隐私权应否成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对它的保护有无价值,在民法典编纂之际确有探讨之必要。     

合理开发利用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推动贵州旅游业的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音乐、舞蹈、体育为一体,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是重要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从旅游业的角度,本文从少数民族体育具有的开发利用价值、开发利用的必要性,论述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利用对贵州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分析了对其开发利用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措施。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形式正义:刑事侦查的程序价值分析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应当具有致成自由、秩序等的实体性价值 ,而且应当具有独立、中立、平等、参与、科学等程序性价值或者说形式价值。我们在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制度时 ,必须充分关注和考量刑事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性     

论法律创制的程序价值及其实现

立法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 ,法的实体正义首先需要法律创制过程的一系列程序规则来保障 ,法律创新的程序价值与法律实施的程序价值同样重要。我国当前的立法特别是地方立法过程 ,并没有使程序的参与价值、合意价值、理性价值和道义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揭示并分析这些问题 ,对于完善立法制度 ,实现立法过程的程序价值 ,意义重大。     

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为例

要约收购的信息预警披露制度是要约收购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对此都有规制,但是其制度安排并非一致.本文从这项制度应采取的立法取向入手,探讨信息预警披露的义务主体确定、信息披露的期限、披露义务人行为规则及披露内容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