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契合——基于农民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的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要统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突破单向度的发展。目前,乡村依然面临着传统性和现代性、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乡村发展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张力。因此,乡村振兴要着眼于农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注重工具理性,夯实农民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要回归价值理性,推动农民的全面发展,两者的统一要建立在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基础上。     

再组织化——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是党取得伟大胜利实现伟大目标的“战斗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破解三农问题开出的治本良方,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也必须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作用。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关键,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再组织化是关键之举,即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对自我的再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农民的再组织,逐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     

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培育内生动力成为当前巩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新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新路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拓展了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个体自主性。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生力量和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新媒体赋权助力乡村治理培育多元主体,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了纽带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工作中居于基础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当好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锻造过硬队伍,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力;践行党的宗旨,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凝聚力;创新动员模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力;强化共同价值,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力,从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评价与对策

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对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的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均衡;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呈现耦合协调现象,但以初级协调型为主,耦合协调度尚待提升;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现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的高-高集聚与西部地区的低-低集聚。为了使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进一步耦合协调发展,应明晰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创新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方式,强化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乡村教育的体系建设,挖掘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特色区域关联。     

乡村振兴法治化的时代价值、基本框架与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乡村振兴法治化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政策引导型向法治保障型的转变。以该法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法治化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该法从规范、内容和治理三个维度确立了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其实施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促进多元规范有效衔接、通过政府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制度等,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财政引导市场机制参与的模式、问题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到2020年已经实现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其中财政政策引导市场机制的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财政保障依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鉴于后扶贫时代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特点,继续引导市场机制发挥其优势参与其中具有客观必然性.本文通过对资产收益扶贫、...     

牢牢守住“两条底线”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在强调两条底线的同时,还强调兼顾顶层设计与务实推进,不仅明确了目标任务与工作要点,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执行办法与针对性措施,深入贯彻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持续夯实三农“压舱石”。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技术如何更智慧：农村发展中的数字乡村性与智慧乡村建设

乡村与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交织,当代农村正在出现全新的数字乡村性。技术连接性的研究视角强调了数字技术对于农村发展的解放潜能,但却忽略了对技术干预多维后果的考察,容易带来技术目标论的观点。“技术”与“智慧”之间不能简单等同,数字技术为农村发展带来数字资本的同时,也使得农村陷入“技术不智慧”和“技术升级、智慧降级”的发展困境。乡村数字化发展有待于全面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迈进,进一步突出“人”的独特性、内生性、能动性和可及能力。如何实现技术增强型的“智慧乡村”,可以从社会、道德、自觉、抗逆力以及技术5个维度来综合考虑“智慧”概念及其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引入和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