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是作为组织者、决策者、统领者的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在实践中 ,领导干部在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上往往陷入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打好了理论基础 ,有了较高的理论修养 ,自然就有了理性思维能力。二是认为理性思维能力的问题 ,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一般 (基层 )领导者没有多少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的地方 ,无需在理性思维能力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两种认识是错误的 ,非常有害的。理性思维能力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忽视的问题。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领导干部才能切实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对《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解读和思考

依《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票据时效为消灭时效,时效期间分2年、6个月、3个月不等,时效起算点有出票日、到期日和一定事实发生日三种.出票人的票据责任重于其他票据债务人,但第十七条未规定持票人对付款人的权利时效问题,其关于追索权和再追索权时效起算点的规定是否都合理,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关于制定《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理性思考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统一、明确的驰名商标认定标准,这就导致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不一,司法认定的把握尺度也不一。通过对现有驰名商标认定规定的分析整理,结合已有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的案例和实务,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采用量化的方式,提出《驰名商标认定标准》。     

自生自发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已经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如果冷观这种研究热就会发现,国内已有研究梳理性、介绍性的偏多,而反思性、批判性的研究却偏少.虽然,对经典理论的梳理和介绍当是必不可少的理论步骤,但之后的批评性研究--即便不说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总起说来,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的贡献在于用一种独特的知识论重新论证了宪政以及自由的必要性;而其限度则在于它过于理想类型化,并且有将秩序置于"人"之上的嫌疑或倾向.     

中国调解与审判关系新论——从历史的视角

调解与审判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优点。但正是因为调审合一有着明显弊端,我国古代司法向近代变迁时呈现出调解游离于审判之外的态势,这是利于依法治国及彻底解决纠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当代司法中借鉴。     

初探诉讼合意的法理根据

民事诉讼合意的法理根据在于一个前提、一种局限和三项目标。一个前提是指诉讼当事人是理性人,能在诉讼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一种局限指审判自身的局限使得它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放任当事人的合意;三项目标即指人们认为诉讼合意能够达到价值上、经济上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者”界定的法社会学思考

"第三者"问题作为一种伦理的、社会的和法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多样性造成司法实践的的诸多不便,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第三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其内涵,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启发意义

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法典化倾向;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研究罗马法,深刻领会其理性精神,用以促进我国法典的制定.另外还要注意罗马法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发意义,以加速我国迅速向真正法治国家的转变.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监督的思考

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力量源泉,是反腐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法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是领导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重要保证,是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党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目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群众监督存在着监督意识不强,监督条件欠缺,监督法制不完善、形式不完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