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犯有没有精神病,谁说了算?

两天前在社交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地铁女孩被猥亵殴打”事件,以“嫌疑人是精神病患”为理由,没头没尾地收场了.攻击女孩的男人先后被送往两个医院却都无法接受精神病诊断;最后在没有出具书面报告的情况下,被专门收留无人监管的精神病患的北郊医院收容,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猥亵儿童犯罪案件之司法实务疑难问题解析

近年来,猥亵儿童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被害人为7周岁以下幼女占到极高的比例。猥亵儿童案的恶劣行径给幼女们造成了严重身心伤害,司法机关在办理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犯罪嫌疑人无供述、幼女陈述如何认定、法定代理人和证人身份重合如何处理以及被害幼女法定代理人持续上访如何有效应对等。为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引入引导侦查取证、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同时注重矛盾化解,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以维护被害幼女的合法权益。     

红豆缘何潜逃两年后落网

红豆，曾经的当红歌手，一个快被人淡忘的名字。2011年6月16日，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只是这次的出现系因他重蹈覆辙——涉嫌猥亵男童被包头警方抓获。     

“不认为是犯罪”须以幼女自愿为前提

近日，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播出了题为《谁为强暴案负责？》节目，介绍了一起发生在甘肃省永登县的强奸案件，2006年5月28日，年仅10岁的小霞和年仅9岁的小萍（均为化名）被三个男孩子以残忍手段强奸猥亵。     

刑法新增同性性侵害条款之小议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刑法增设同性性侵害条款,现实生活中,此类案例很多,同性性侵害应该作为犯罪写入我国刑法典。我国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并借鉴国内外刑法的相关规定,逐步完善我国刑法中关于性犯罪的规定。     

盗窃与抢夺的界分——以被害人为视角

"公开盗窃说"的观点虽然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是该观点主张的区分标准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原有的通说观点面对公开盗窃说的批判也略显无力,两种观点均缺乏对被害人视角的观察。刑法长期以来根据"犯罪人—国家"的框架对犯罪进行分析,忽略了被害人应有的地位。对于有被害人的犯罪,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厘清犯罪的界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抢夺罪在立法上和观念上都重于盗窃罪,面对被害人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也重于未面对被害人而秘密侵害财产的行为,因此应当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将公开面对被害人夺取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未面对被害人的窃取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论“平和手段”下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

抢夺罪是指行为人利用或者致使被害人不及抗拒的状态,实施强力或者平和手段公然拿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而盗窃罪则是一种秘行犯,因此界分二者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取财方式公然与否。盗窃未遂时明知被当场发现后继续拿物逃跑的行为已由秘密转向公然,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而抢夺罪的罪质重于盗窃罪,对此应以抢夺罪论处。     

对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思考

对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概念及特征的认识学界可谓各持一端 ,尚无一个十分确定的看法。借鉴国际性学会在《香港性权宣言》中提出的新型性权利概念 ,来认识我国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客体特征 ,并以此为切入点 ,科学界定其犯罪对象、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特征 ,从而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我国刑法中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与规范评价

本文探讨了猥亵的立法例及法律定位,猥亵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人身权利,对猥亵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包含着维护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评价之义、猥亵的法律的规范评价,就在于认定猥亵行为是违背被害人意志,侵害公众的正常性心理、道德情操,或者侵害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反自然性的性行为,本文还对强制猥亵的客观行为手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网络隔空猥亵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司法判断

我国刑法业已形成以年龄为阶梯的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但对于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部分网络隔空猥亵案件不仅在危害性的定量层面存在罪与非罪的不同意见,入罪处理后此罪与彼罪的定性也存在争议。司法裁断不仅应当注意猥亵行为与治安违法的“性滋扰”法益侵害性质的差异,还要符合相关刑事政策要义。对此,法教义学要求对现有罪名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可能的三条解释路径中,强制猥亵罪的解释路径可行且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