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论危险责任及其立法

损害赔偿责任,依其是否以加害人有过错(过失)为要件,主要可区分为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因其间在事实特征上存在有过错及无过错之区别,其规范需要因此可能不同,而在规范规划上必须区分为二个类型:将有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侵权责任;将无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危险责任。分别按其类型特征规划其赔偿责任之成立要件及理赔的方法。德国立法例采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在不同法典并立的立法模式,而中国立法例采合并立法之模式,将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一体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一部法典中。《侵权责任法》第6条及第7条虽分就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加以规定,但未因此分别称为侵权责任及危险责任,而通称为侵权责任。并就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基本上亦规定其加害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其规定之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要件虽然不同,但并无特别凸显其应有不同之法律效力的规定。特别是对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并未一般地附以责任限额及强制责任保险之配套要求。该种不同,将来在其适用之实务上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今后在比较法上值得注意。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类似案件判断中比较点的确定:原则、路径与运用

比较点是法官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相关类似时所依赖的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判断类似案件的统一法则,因而比较点的构建也是因人而异。比较点既包含法律规则也包含案件事实,本质上是决定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判决理由,也是其指导性的体现。法官在选择比较点时应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比较点构成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充分条件;其二,比较点在内容和形式的表达上符合经济原则。在构建比较点时法官应采用初步假定、实质比对的路径,确保高效且准确地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类似案件。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债权形式主义下物权行为有限存在之三维分析及立法建构

民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的讨论并未系统、深入,从事实、规范、价值三维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下 应有物权行为的有限存在空间,且和债权行为一样均可单独引发物权变动,但不存在独立性与无 因性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