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

王询、董巍在《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撰文认为，规则可以简化行动主体的选择过程，增进行动者相互间行动的可预期性，约束和协调相关主体的行动、调整利益关系。按照规则作用的强弱和方向，可区分出四种规则：指令性规则、禁令性规则、诱导性规则、抑制性规则。任何规则的合理性都是有限的，规则通常是次优的。促进规则实施的机制包括相关行动者的自愿遵守，相关行动者间的相互约束，以及第三方强制。规则本身的属陛、相关行动者的特征及其构成，以及外在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规则的实施。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重叠利益行动者: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几种理解,相互之间难以兼容,也难以解释看似矛盾的地方政府行为.本研究提出重叠利益行动者模式,认为:地方政府多样化的行为表现,源自于其行为的利益归属区间的不同,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与其它利益重叠形成的复杂区间中进行巧妙的规避选择,一般会优先采取利益高度重合区的举措,积极推动多重利益区的行动,有时也会强力推动政府单独利益区的行为.根据利益重叠情况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是地方政府广泛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策略也导致了政府既有所作为又难以高效进行社会治理.文章以劳动关系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     

甘阳：法治是在人心中有制度

《读书》第7期,法学家梁治平研究员撰文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申冤与维权——法治十年观察》。文章解释了书名的三重意蕴:其一,无论申冤还是维权,都由当事人发动。这是行动者的视角,也是自下而上的视角。采取这样的视角,我们便不会只关心每年制定了多少新法,而更关注法律对于行动者的意义,关注行动者与法律互动的方式。其二,维     

论公共危机的社会原因

以社会场域理论和理性行动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剖析公共危机滋生、蔓延、恶化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中等程度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速度过快、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另一方面,公共危机场域中,政府部门、大众传媒、第三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理性社会行动者的保全各自利益的决策和行为,会加剧公共危机的蔓延和恶化。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人格伦理结构下的运作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行政制、身份制、单位制等制度化安排使得传统中国的人格伦理价值以新集体主义的形式得到实现,形成了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独特的人格伦理结构。这种结构是基层行动者们不能摆脱并赖以展开活动、进行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本文探讨了这一结构的形成、特点、作用等,并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这一结构下的运作进行了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组织中行动者自由余地分析

经典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假定凭借理性主义的管理方法、制定并执行严格的规则就可以科学地对组织进行管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组织中的行动者利用行动的"不确定性领域",不断地建立和扩展其"自由余地",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从"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的视角对组织中行动者的"自由余地"进行分析有一定的意义.     

文本与实践的悖离——对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20多年里,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实践对文本的不断偏离,致使村民自治难以充分实现其治理绩效。文章借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制度分析与行动者概念,通过对村民自治生长与变迁路径的解读,合理诠释了其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与具体实践间的悖离,应归因于国家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建立与实践运作过程中限制了村民的主体性,因而难以实现其基层民主训练的愿景。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及实现逻辑——基于上海M区案例的研究

现有文献述评表明,以整合人大和多元行动者参与预算过程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对于激活人大预算监督,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境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M区的调查,探讨该路径下的改革如何进行及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参与式治理技艺的引入和预算修正权的落实有助于实质性监督的开启,但良好监督绩效的取得不完全取决于人大自身技艺权力的完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态治理系统中预算环境的培育、权力结构的支撑以及行动者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改革逻辑的彰显有助于基层人大参与式预算治理创新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