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三方互动：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可以采取4种策略:约束“掠夺之手”、减少公共品的供给、将危机转嫁给不具流动性的要素、树立壁垒干预市场。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应当避免地方政府采用第3、4种策略。为限制地方政府树立壁垒干预市场,从中央层面来看,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行以公平为基础的政策、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从地方层面来看,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构建地方特色;从社会层面来看,为限制地方政府转嫁竞争危机,需要充分发挥居民在地方政府间竞争中的裁决作用,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以及发挥第三部门的力量。     

论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改革战略的正确选择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前提。未来的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走出纯粹的组织变革层面,进入组织变革、职能变革与政治变革三重良性互动的全面变革时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党委的纵横关系中,增加县级政府在行政改革中的自主性和县域公共利益的代表性,依据县域特殊性寻求政府职能与机构的合理性,变革权力结构,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格局,是新时期县级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自治化：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或非竞争性决定市场机制不能直接或完全的实现供给,即市场失灵,而政府的特性也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作用有限,即政府失灵,公共物品的自治化供给是双重失灵下的替代性选择,其合理性在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治化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各种自治团体的蓬勃发展,自治化已经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途径,并且在和谐社会构建上发挥积极作用。     

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地方分权 ;扭曲的市场和价格体系造成的市场割据 ;不公平竞争强化了“诸侯经济”。对此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 ,如实行分税制 ,推行全方位发展战略等。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的经济行为 ,关键是如何强化这种正面影响 ,削弱负面影响。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制度改革。     

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政府失灵、合约失灵、历史传统文化因素 ;非营利组织作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妥协方式 ,也会发生志愿失灵、组织目标转移等问题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合作型、补充型、对抗型。     

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分析

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关于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经济学界颇有争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但是普遍来看,发达国家的政府消费同居民消费的关系是负相关的。通过考察中国政府消费的变动情况以及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中国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是正的相关关系。这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有关。     

行政审批制改革和政府传导机制的构建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缩短了政府到企业的距离,提高了政府调控企业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向作为运作主体的企业传达意愿,实现调控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传导过程,相应地需要建立一种功能性传导机制。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仅仅完成了功能性传导前阶段,将后阶段的执行过程纳入传导系统,并相应改革体制,是功能性传导的必然要求。要完善政府传导机制,还需从客观地估价现有审批中心的作用、按功能性传导要求定位传导机制的完善原则和完善功能性传导机制的基本条件方面来深化现行行政审批制改革。     

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媒体关系——政治文明生态下的媒体运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新闻媒体在国家的政治和民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执政党对新闻媒体的运用能力以及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技巧都在提高,新闻媒体也从党的喉舌这一执政工具转变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必须不断探索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型媒体关系,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试论金融危机下政府绩效的评估

<正>值我国经济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寒冷加紧"强身健体"的时刻,如何让政府正确应对金融危机的压力和考验,从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转型的实惠和利益就成为了更为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