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措施的嬗变:隐忧与应对

必要措施是"通知-删除"规则实现制度价值的关键环节,其在"通知-删除"规则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措施种类从简单删除升级为综合性必要措施,同时通过司法审判逐步增加了对必要措施的及时性和合理性要求。这些变化使必要措施更加完善,但也由此带来措施种类恣意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加重及自治空间不明确等隐忧。面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必要措施的价值定位,根据比例原则分层级制定必要措施的实施意见,同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预留自治空间,充分发挥其自治能力。     

创意激励的知识产权困境与自治进路研究

建立专业、高效、公正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规范、有秩序、合作型的创意市场是创意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现有纠纷化解机制未能与创意激励实现理想的契合,呈现出一些实质性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知识产权自身属性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运作效率与效果等的影响。创意自治具有自愿性、专业性和市场导向性,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本领域专业人士的作用有效突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下的创意激励困境。为促进创意自治的实现与优势发挥,需要在立法、公共政策层面以及司法层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主行政维度

服务型政府和民主行政之间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服务型政府建设重要的不在于预设的规范和特定的模式,而在于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体现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在本质上,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民主行政实质。在实践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主行政维度主要体现在以追求公共利益为核心理念,实行服务行政、阳光行政、领导行政、法治行政、回应行政。     

立足服务与保障开创警务督察工作的新局面

警务督察是公安机关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保障和监督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重任。要充分发挥警务督察的职能，深化督察工作，就必须使警务督察工作的立足点从以督促、查纠为主向服务、保障为主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从而加强事先、事中的深层次的现场督察，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帮助基层公安机关和一线民警提高执法、服务质量。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公共行政服务的道德约束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道德约束来提高服务效率,是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社会道德正处在惯例层次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的道德约束具有公认的多样性、对象的层次性、约束重点的集中性和实施上的高难度性等特点。对此,制度性道德约束将有利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制度性道德约束内涵比较丰富,在实施当中,要使潜规则显性化,以他律为主,采取多种激励手段,需要建立道德约束的保护机制。     

“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

现代行政应是在“双服务”理念支配下的有效行政。所谓“双服务”理念是一种对秩序行政、服务行政和依法行政加以整合的理念。它在目标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利益观的整合———既服务于公益又服务于私益 ,在工具层面上表现为在依法行政框架下多元化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双服务”理念为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提供了一种整合、兼顾的思路 ,其解决复杂行政问题的强大功能在实践中已初见端倪。     

中华民族精神与服务型政府文化建设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当前,随着政府职能由“全能型”转向“服务型,”塑造服务型政府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府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首先具有民族特点,建设服务型政府文化需要民族精神。     

多元主体互动关系视角中的公共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权力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合约机制等不同途径。对公共服务的治理者、服务供应者、服务生产者、服务消费者四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服务模式。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改革应着重构建与公共服务中的责任、权限、运行机制等制度安排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制度、政策及工具体系。     

联合国与国际公务员法律制度的发展

联合国60年来的历程对现代国际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际公务员法律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形成了一项相对独立并且完善的国际公务员法。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组织化,可以预见国际公务员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形式化与合法性——城市社区基层制度结构的变动及功能解释

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国家行政干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社区自治有了新的可能。但是,我国各地的民主自治基本还处于"形式化"的初级阶段,社区成员的社区自治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欠缺,这是影响和阻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因素;社区民主自治发展程度取决于城市财政支持力度、居民参与积极性和热情,以及行政执行力和社区干部的工作能力。总体来看,社区民主自治是一场由政府推动的民主化运动,因此它的合法性也就来自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