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     

农村林权制度改革路径的重述和展望——以林权属性的变迁为视野

我国林权制度的改革已经过四个阶段，2008年开始进行第五轮改革。每一轮改革都形成了独特的路径，而每一次的路径又会成为下一次改革的依赖。林权改革的本质是围绕权利性质、权利类型、权利主体、权利状态四种维度而展开的。在权利性质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权利性质的弱化、权利类型的多样化、权利主体的多元化、权利状态的动态化是改革路径的最好阐释和最终归宿。以此为基础对新的改革进行合理的展望。     

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发展的路径

从试行三年的实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自主创新的一项改革已取得一定的实效,但在制度运行中也在不同层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应寻求其解决并深化发展的路径,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主体、客体、监督方式及监督体制方面实现转变。     

关于依法治税与自由裁量的思考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具体体现。依法活税要求税收的征纳工作必须按照统一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 但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我国,面对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灵活多变的应税经济现象,应给予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要正确处理依治税与税收的自由裁量权的对立统一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回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辟揭示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新认识。     

权利思维方式论

权利思维方式不同于以义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泛政治的思维方式 ,它作为法治条件下的思维方式 ,强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源泉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 ;真实的权利始终是个体性的权利 ;个体权利优先、基本权利优先是处理权利冲突进行权利选择的基本原则。权利思维方式的展开路径是 ,权利的合理性优先于权利的合法性、权利的现实性优先于权利的理想性 ;权利的实现优先于权利的救济 ;权利的保障优先于权利设定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并重。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在研究解决现实问题

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引导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取信于民的需要。当前应当着重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是两个关乎全局的大问题。理论工作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     

试论职业安全保障中的政府行为

职业安全保障中的政府行为具有妥当性。就内容而言,职业安全保障中的政府行为有抽象和具体之分且各有其构成。我国职业安全保障中政府行为存在一定问题,亟待解决。     

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的反常行为与侦查破案

犯罪分子在实施了犯罪行为后,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常,这主要是由人的心理因素所决定的。犯罪后的紧张心理是造成反常的主要因素。同时,反常也受到犯罪人的个性特点、个人交往以及案件情况、侦查活动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侦查中,要注意反常的各种行为表现和假象反常,分析反常产生的原因,为侦查提供线索,以发现嫌疑对象。     

迈向合作治理: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制度边界及优化

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治理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性问题。借助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会发现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共同构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与保障,同时也是平台治理的重要制度资源。任何一项制度资源的投入会随着制度实施的环境条件以及制度执行者的价值观念变化而产生制度成本与效益的边际效应,这就为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的功能范围设定了制度边界,因而需要优化配置制度资源的投入和组合。而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的互嵌性,以及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在服务于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目标耦合性,也就决定了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之间存在制度合作的空间。因此在平台经济治理中,通过审慎评估国家法律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实施效果,有效吸纳平台规则的治理优势,优化政府监管执法资源投入,可以有效形成合作治理的平台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