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张庆黎主持 辜胜阻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同心筑梦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崭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扎实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看好钱袋子 开拓新局面——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工作回顾

助推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落到实处,让百姓感受"钱袋子"里的民生温暖,持续关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助力出台"长出牙齿"的决定,聚焦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坚持走好乡村振兴路……这些组成了2020年预算工委实打实的工作答卷。     

开展职工之家建设“四维度”考核评价的实践和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党刊精粹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2021·03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自英国1623年颁布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垄断法案》起,世界知识产权制度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放眼世界,凡是知识进步、经济繁荣的国家,无一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准确理解和运用民政工作的“四个特性”

2020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精神的学习领会,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提升对民政工作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等"四个特性"的认识。     

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书写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篇章

《求是》杂志2020年第2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创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等问题,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