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

近代中国历史上,文武关系的倒置严重阻滞了国家的现代转型,使中国的现代化缺乏必要的军事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重新理顺了我国的文武关系,促进了军队角色的回归、国家秩序的重构和信仰层面危机的化解。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国家现代性成长的军事政治基础。     

21世纪初美国外空攻防对抗准备论析——基于攻防理论的视角

从攻防理论视域来看,外空攻防对抗准备中进攻性外空系统而非防御性系统更容易诱发战争,应予禁止和销毁,对两者的区分有助于正确研判外空安全形势。21世纪初美国外空攻防对抗的全方位准备导致攻防对抗升级,使攻防对比向进攻占优的方向变化,外空军备竞赛一触即发,极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面对外空攻防对抗准备所引发的危险,国际社会愈来愈重视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问题。根据攻防理论,通过军备控制来调整外空力量的属性和格局,转变攻防对比态势,促进防御占优,这样或许更能避免军备竞赛,减少战争的危险,促进外空和平开发利用。     

太空威慑:美国战略威慑体系调整与全球战略稳定性

冷战后,美国将空间技术与核技术、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极力打造新的"三位一体"战略威慑体系,利用太空的信息优势发挥军事信息支援的威慑功效,进而发展太空打击威慑系统。从根本上说,美国战略威慑体系的演进旨在谋求绝对安全,维护世界霸权,然而其加速推进太空威慑体系建设,反而降低了全球的战略稳定性:反卫星武器会引起潜在对手的恐慌,降低首攻稳定性;导弹防御系统使他国感到威胁,引起太空军备竞赛;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则极大地降低了太空的危机稳定性。为此,维护战略威慑中的太空、反导和核武系统的互动稳定,促进太空军备控制的安全战略沟通,加强太空复合相互依存中的多元领导与有效协调,既事关太空和平与国际安全,也是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     

太空安全外交努力的困境及其思考

随着世界各国竞相进入太空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亟须有效的外交努力进行调适,以保证人类对太空的真正和平利用。但在太空安全的外交努力方面,目前存在着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外部强制力不足、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存异,以及权力分配结构失衡等困境。所有这些决定了摆脱困境只能走维护现有太空国际法框架、支持有关各方积极努力、倡导新安全观和抑制太空武器化的外交努力优先的渐进性路径,以求在注意太空技术特点的基础上,营造共存共赢的合作局面。     

论国际安全机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①。     

论党内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由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决定的。以党内民主 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重视党内民 主建设。     

联合国CCW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军控辩争的焦点与趋势

在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军控逐渐成为国际热点议题，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会谈机制作为其核心平台召开了三次非正式专家会议和三次正式政府专家组会议。技术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的定义和特点，各方基本同意LAWS军控不应当妨碍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但对目前是否应制定及如何制定LAWS可行定义等问题存在分歧；伦理层面，讨论焦点在于LAWS对于人权和道德的冲击，各方基本认为不应将生死决定权让渡给机器，但对机器是否作为道德主体等问题存在分歧；法律层面，主要关注LAWS对现有国际人道法的冲击，各方基本同意现有国际人道法依旧适用于LAWS管控，但在是否需要除现有国际法之外增加监管机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军事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扩散风险对战略稳定性的冲击及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各方基本同意研发部署LAWS的责任在于国家和指挥官，但在预防性禁止还是暂时放任，甚至鼓励发展LAWS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展望未来，这一军控机制可能推动制定各方接受的LAWS工作定义，探索将伦理道德嵌入LAWS的可能性与方法，建立LAWS的法律审查机制，拟定暂停部署LAWS的政治宣言或法律文书。由此，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CCW框架下LAWS军控探讨，推动管控相关战略风险及伦理法律挑战，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福祉。     

外层空间军控核查与普遍履约的效费比分析

外层空间军控核查在现实操作层面，由于空间主体的多样化和安全互动的多层次化，使得核查共识和授权难以达成。联合国安全机制的内在不足也使核查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难以获得有效权力的化解。核查涉及先进技术和敏感军事信息的保护问题，使得相关容忍、配合尤其困难重重，政治成本较高。外层空间军控基于相关系统和物项的内在能力而不是其验证过的能力与空间技术本质上是军民两用技术的悖论，使得核查方式和标准技术成本明显偏高。核查的高度复杂敏感导致国家反复算计中，急需的经费和资源支持时常受到干扰。核查活动持续性、长久性也明显加大了其收益成本。因此，目前似宜暂时搁置核查，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为军控条约增加核查议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