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变迁中的地区环境治理——以东盟环境合作为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制度安排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演变，其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及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在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同时，人们不能忽视的现实就是，一个地区内的生态环境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环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就侧重生态区域的理念，人类虽日益意识到全球性环境难题，但所见证和参与的大多数环境行动大都是地方化的。     

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中国角色

在全球碳中和态势下，清洁能源转型被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方案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绿色引擎。地缘冲突下的能源危机加速了全球清洁能源的转型步伐，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增长与碳中和目标实现之间仍有极大差距，清洁能源发展的“南北差距”和“转型分歧”明显扩大，全球绿色能源博弈态势不断加剧。中国作为清洁能源生产和绿色投资大国，凭借自身的结构性优势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引领性力量，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不断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高效的方向发展。     

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0余年，双方气候能源外交协作诉求持续上升。中欧在清洁能源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增强，在能源危机下绿色产业互补优势凸显。当前中欧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呈现新态势：中欧气候能源伙伴关系的制度化程度稳步提升，多元包容性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清洁能源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但同时双方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体现为“战略自主”下欧盟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绿色与数字双重转型下欧盟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化趋势上升，欧美气候能源政策趋近且对华多边遏制不断强化。随着绿色竞合的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国转为清洁能源外交强国，利用自身结构性优势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在中欧互动中注重推进双方的良性竞争与标准协调，在绿色亚欧联通中构建包容、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并推进双方在多边气候能源治理平台中的议题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