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施政程序正当性与依法治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背景下,对施政程序的正当性进行审视,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就施政程序正当性的独立价值与构建等方面,一谈浅见。     

刑罚的正当性研究——读《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正当性不在于强力的征服，而是预防犯罪，其最终目的是保护人的自由。因此，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以捍卫人的自由为目的，以社会契约论为逻辑起点，以功利主义人性论为精神内核，构建起科学合理地刑罚体系。贝卡利亚的刑罚正当性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刑罚主张，对于推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有着重大进步意义。然而，贝卡利亚的刑罚正当性思想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理论缺陷，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普遍同意”还是“普遍满意”——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拓展公民行动的范围和领域、深化民主的程度,民主研究发生了审议转向。审议民主欲将公民的"普遍同意"视为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并试图通过公共论证的途径来寻求公民的"普遍同意"。然而,随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成长和丰富,有必要将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置于公民的"普遍满意"之上。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民主实践来说,寻求令公民感到"普遍满意"的方案比规划令公民感到"普遍同意"的公共论证更根本。     

“公共利益”之特征界定与适用——以司法行政审判为视角

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公共利益"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领域都属于重要概念。尤其在行政司法领域,"公共利益"的概念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可直接影响行政诉     

观点

2012年第七期《瞭望》市场经济中如何"保卫社会"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发展目的,出现了与民争利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地方政府就必须重新建立"民对官"的信任关系。第一,政府恪守承诺。应该将守信作为考核政府的一个目标,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履行承诺,也要善于向老百姓做出解释。第二,建     

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正当性、边界与评价标准

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目的正当性在于矫正市场失灵,结果正当性在于能够矫正市场失灵。保证法律规制结果符合预期目标有赖于准确划定政府干预边界:从理论上说,法律应当保证政府干预不损害民间融资自由;从具体要求来看,法律应当确保政府适度干预民间融资发展和平等对待民间融资主体。政府权力行使的清单繁简透明程度、规范融资主体权利行使的制度信任体系健全程度和民间融资利率合理化程度是评价民间融资规制效果的标准。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正当性、要求及策略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旨在为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化提供合法性支撑、预防和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挑战,寻求道德伦理的正当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所衍生出的新问题要求准入制度作出回应。一是要回应人机共生之后的法权关系改变;二是要回应车辆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分配;三是要回应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发展诉求。完善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要在充分了解自动驾驶汽车的基础上,用一套合理而透明的标准来权衡和量化自动驾驶汽车的能力。有关准入标准本身需要进行修构;标准的取得过程也必须融合民主和理性的双重价值;为了避免过度规制制约产业发展,准入制度还要灵活运用不同的工具,并可以对缺乏适应性的强制性准入标准进行有限豁免。     

关于“安乐死”立法化的理论思考

"安乐死"问题事关生死大事,跨越社会、伦理、法律、医学等学科,争议由来已久。对死亡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目的在于揭示安乐死的哲学基础并寻求共识。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伦理分析和文化兼容性思考,有助于突破安乐死问题中国化所面对的两大障碍。研究并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实现安乐死立法化的必由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探析

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观点提出应限制甚至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对此,理论界存在各种声音,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的做法。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上诉具有纠错、维权功能,保留上诉权体现了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价值。从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模式分析,上诉权的保留有其必要性。因此,不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更不应取消该权利。     

对无默契仲裁管辖权正当性的反思——以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为视角

中国现已转型成为资本输出与输入并重的双重大国,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仲裁的案件量渐增。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属于典型的无默契仲裁,争端当事方的仲裁合意通常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在梳理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实例的基础上,研究无默契仲裁当事双方合意的形式、特征,反思其正当性危机,并对优化现有的争端解决方法提供建言。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可知,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仲裁机构应适时将投资争端纳入受案范围,其有效运作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各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