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之年真防群体性事件

2009年，不论是社会情势，还是经济形势，中国都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拐点上，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而2009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官民同庆，举国狂欢。在这大庆之年，更要慎防群体性事件，保持社会安定祥和。     

法律服务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惠及亿万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是一项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为之努力,为之奋斗。法律服务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族,它通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志愿者参与和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业务和涉法问题,促进民主法治,促进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安定有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律服务是民主法治的“助推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民主法治为和谐社会诸多特征之首。怎样实现民主与法治?一…     

新年寄语：今年花胜去年红——省、市委书记畅谈二○○六与二○○七：站在新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累累硕果挂满2006，浓浓春色铺开2007。刚刚过去的2006年，我省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和进步。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本刊特邀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及部分省辖市的市委书记撰写“新年寄语”，以总结2006年的成就．展望2007年的前景。特别是徐光春同志在寄语中，以豪迈的激情．畅谈了省委、省政府在2007年带领全省人民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八次党代会精神．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思路和举措．令人备受鼓舞。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徐光春同志的指示和要求。万众一心，奋发圈强。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中原崛起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 今年花胜去年红。我们有理由在期待着——     

对现实负责为未来着想——对229名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寻衅滋事、盗窃、抢劫、强奸．已成为案件的高发群体。     

柬埔寨：东盟国家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柬埔寨2007年回顾和2008年展望

2007年对柬埔寨第三届政府来说是本届执政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执政的人民党，在4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后，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政府提出的发展经济的“四角战略”等各项政策获得顺利推行。桑兰西党取代奉辛比克党（简称奉党）成为第二大党后，柬埔寨两党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完善联动联调机制 强化调解中心功效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纠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特别是一些涉及法律问题、干群关系和百姓利益的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安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而这些纠纷仅靠司法一家来调处，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势单力薄，从而影响了调解工作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形成基层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大调解”格局，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们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     

让垃圾创造资源价值

<正>近年来,累积的垃圾已开始困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甚至威胁着民众的生存环境,影响社会安定。实践表明,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是垃圾资源化,把垃圾再生为新的资源,不仅解决了垃圾本身的问题,更有助于化解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垃圾填埋和焚烧存在弊端垃圾填埋法,是人类处理垃圾的常用方法,简便而经济。但是,其弊病十分明显,既污染环境又占用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难点与突破

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同样，没有农村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那么，作为农业大省的黑龙江，目前正处于什么状况，尚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才能加快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步伐？对此，本文利用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对我省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加快我省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步伐提出了思路。     

图片：盛开

晋英明同志是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设备科的一名普通党员，对工作他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对同志他真诚相待，热情相助，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危害社会安定的坏人坏事他挺身而出，敢于斗争，发挥了党员的模范作用。近年来，他曾先后多次协助公安部门勇斗歹徒，为民除害。     

化解民工欠薪哪些路可行？

每到农历新年将至之际,民工讨薪事件不断,不少讨薪事件已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企业与业主为何会欠薪?有的是因为经营出现困难的,无法兑现薪资;有些则是为防止民工“逃跑”,竟故意“押”着一、二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不发的;还有些则是经营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却拒付薪资,则属于恶意欠薪。不论出自何种理由,欠薪不给都是一种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由于诉诸法律渠道成本高,讨要工资的民工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行为以引起社会关注,讨回欠薪,笔者将其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和平请愿式,民工群体以罢工、游行、上访等方式讨要欠薪的;二是当众自残式讨薪,如当众跳楼的、爬塔吊的、割腕自杀等;三是私下以暴易暴武,即讨薪者在追讨无望的情况下,杀伤或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四是威胁报复社会以讨要薪水的,如福州近期发生的放置炸弹讨要欠薪的。这四种讨要欠薪的非常方式都会对社会治安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后两种还会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求解农民讨薪事件,我们除了强烈谴责无良的恶意欠薪者、叹息民工讨薪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外,更应当看到政府在劳资纠纷中的失职行为。现在欠薪是全国普遍现象,总理都曾为民工讨要过薪水,但欠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少数无良企业或业主将欠薪矛盾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政府必须要用铁腕依法予以治理。求解民工讨薪维权难题,笔者认为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改变农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目前,广东、北京、浙江等地已探索出了一些“对策”,可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