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约束体系

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局下,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道德约束体系。在我们正视法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我们决不能囿于这种差别,过于受到这种差别的限制,要达到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快速流动,模糊法与道德之间的界限。     

略论死刑复核程序检察监督的构造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依法享有死刑核准权的人民法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核,确认下级法院对被告人死刑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是否应发生法律效力的特别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制度就已经出现,它体现了国家慎用死刑的思想,对于正确适用死刑,一定程度上限制死刑的适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律疏议》之犯罪预防特色与现实借鉴

《唐律疏议》是我国迄今为止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具有极高的法学和史学价值。《唐律疏议》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因为唐朝统治阶级比较重视犯罪预防问题,所以《唐律疏议》中关于犯罪预防的条文很多。仔细分析《唐律疏议》中的有关犯罪预防条文,以及同比前朝在犯罪预防上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唐律疏议》之犯罪预防特色鲜明,理论上可形成完整严密的犯罪预防机制,实践上极具操作性,因此在唐朝前期有效地控制了犯罪的发生,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唐律疏议》中的许多犯罪预防措施和犯罪预防精神不仅在当时适用成效显著,同样在现代社会的犯罪预防上也有很高的现实借鉴意义。     

归正青少年再社会化的环境支持

归正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因有犯罪经历而易遭到社会排斥,从而造成其再社会化的障碍,并为重新犯罪埋下伏笔,因此接纳与帮助归正青少年对于犯罪预防有着特殊意义。我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中,兼有有利于和不利于归正青少年再社会化的因素,未来应积极转变社会观念和革新政策模式,从强化家庭与社区的接纳引导、推行归正青少年就业援助、对归正青少年自立互助公益组织进行公共政策支持等着手,积极为归正青少年的再社会化提供环境支持。     

《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

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认识到“犯罪预防”的重要性,《札记·坊记》云:“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到唐建立,唐统治者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犯罪预防之大成,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犯罪预防措施,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     

“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的选择及架构——以对当前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反思为视角

电脑量刑、量刑建议、量刑程序、量刑指南等主张,或偏执于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或偏执于量刑实体的规范化,不能实现量刑公正。我们应构建以量刑程序为基础,以量刑指南为指导,以量刑说理为辅助的"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同时兼顾量刑程序与实体公正,确保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     

论抓获经过制作和审查

抓获经过虽然未作为证据种类之一列入刑事诉讼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目前侦查机关包括检察机关的具有侦查权的部门对抓获经过的制作仍然比较随意,以致影响案件的结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本文从抓获经过制作的主体、时间、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以规范抓获经过的制作、审查。     

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

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法条竞合视野下的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

传统犯罪构成四分论在区别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这一重要问题上 ,引发了诸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确保法官能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定罪和量刑。在比较和研究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 ,法条竞合理论中的交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是解决两罪之间区别的最合适的刑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