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仲裁当事人权利的基础理论

对渊源于当事人授权建立的仲裁制度而言,当事人权利的重要性是毫无疑议的。本文从仲裁当事人在仲裁中的地位与仲裁当事人的基本结构入手,分析了确定当事人权利的主要依据,并继而提出衡量当事人权利的基本原则为处分原则、辩论原则与禁反言原则。     

浅谈竞业禁止的法律特征

人才流动的日益频繁,致使企业商业秘密泄露己成为目前的普遍现象,为此法律特别设立竞业禁止制度来有效维护单位的利益。本文根据各国有关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对竞业禁止的法律特征做了简要分析。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冲突及其化解

地方政府具有三种环境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内部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以及地方环境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化解地方政府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冲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贯彻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对地方政府进行诱导刺激。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探析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成员权,实质是区分所有权人行使区分所有权和处理共同事务的自治权。成员权通过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等业主自治组织予以实现。业主管理规约是区分所有人行使成员权的自治规则,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成员权得不到实现时,业主可通过质询制度、诉讼制度等予以救济。     

解读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用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规定的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来源。通过对当时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考察和修宪过程中的争论的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1982年宪法打破前几部宪法对于城市土地制度只字不提的传统,直接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国有进而消灭了残存的城市私有土地制是立宪者进行了充分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决定。从成本上说,当时城市土地私人所有制所占比例很小,通过法律宣布无偿归国有引起的震动较小,收回这一残缺的产权对于国家财政(主要指城市房地产税和契税)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这一制度的建立伴随着城市数量的迅速增加和面积的急剧扩张,使各级政府分享了城市土地的巨大收益,充分证明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大影响。     

民事主体本质视角下民事责任能力之探究

我国民事法律未对民事责任能力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也是争论不休。本文以民事主体的本质为视角,在分析以民事行为能力为轴心构建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桎梏的基础上,探讨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基础,提出应当以民事主体的本质——理性(自身的理性及拟制的理性)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依据。     

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争议救济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凭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达到资产集合的目的，这就是公司是财产集合体中的人合性因素，股东的信赖利益又源于各个股东都出了资，股东的投资利益和投资风险都与公司绑在了一块，当部分股东没有出资、出资不实、出资不到位、抽回出资时，他对公司的承担责任的就相应减少、但他在公司获得的利益却保持不变甚至相应增加，其他股东感觉不公平，于是就造成了许多因出资引发的争议。没有出资股东对已经出资股东的五种不公平情形，其中最重要不是分红，而是获取公司高管的机会，对此的争议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或者出资协议的规定行使股权，不能达成协议的，各股东仍然应按照原来股权范围行使股权，要求未出资和未完全出资的股东限期出资，未出资的股东暂停其表决权、知情权、参与公司管理权和暂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要求减少未完全出资的股东的表决权，减少后的比例与其已出资占应出资的比例相当，要求暂停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减少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的数量，减少的数量与其已出资比例相当，除了公司高管之外，该股东推荐（或者委派）担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应相应减少。     

宪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从宪法的角度讲,和谐社会就是有健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有完善的权利保障机制以及适合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救济机制。这就必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宪法的关系,继而完善宪法,创新宪政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将从和谐社会的需要来阐述宪政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安乐死法律化的思考

本文针对安乐死问题,力求从伦理、法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就安乐死纷争的焦点:生命权与自由进行分析,并结合社会学提出反对安乐死的主张。     

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选择考量与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银行风险处置的理念和处置措施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相应具体制度设计有所不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监管俘获的产物，银行风险处置立法可以缓解监管俘获问题，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处置机构之间可能涉及机构竞争与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金融稳定法(草案)》在部分吸收域外风险处置措施的同时，制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但这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并可能影响相应制度建构的客观实现效果。路径依赖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分析我国银行风险处置的立法模式选择和深层次的制度考量。从形式与实质双重角度而言，立法模式、处置机构的权力配置、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涉及不同主体在风险处置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力量对比并且影响条款的最终内容。故此，应通盘考虑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建构与立法目标，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