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紧急行政权是应对紧急状态的必须的权力;不同宪政体制下紧急行政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紧急行政权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     

论软法效力 兼论法律效力之本源

软法效力是软法规范在时间、地域、对象、事项等维度中所具有的作用力。软法效力的本源,也就是法律效力的本源,是利益导向机制。软法效力的构成有三要件:软法规范、利益导向机制、维度。软法效力的内容包括拘束力、确定力、实现力和保护力。制式欠缺情形的不同,导致软法效力强弱程度有别,从而形成软法整体上的效力渐变梯度。     

论强制执行单行立法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修订为背景

强制执行单行立法,是指将执行程序编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这项工作的正式开展,始于中共中央[1999]11号文件,〔1〕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执行立法。最高人民法院要抓紧起草强制执行法,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此,全国人大常     

论纳税人的用税知情权及其实现

要保证"取之于民"的税款能够真正"用之于民",纳税人就应当对政府用税享有知情权。作为纳税人与有关国家机关之间"获知"与"告知"相关联的产物,纳税人用税知情权是一种积极性权利与消极性权利相结合的综合体,它在纳税人的权利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纳税人用税知情权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需要制度保障的跟进和配套机制的建设。     

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体系、内容及其构建

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宜尽速构建的原因和根据在于:①行政合同在实践中客观、长期、普遍存在;②行政合同具有为现代行政所必需之独特功能;③法制缺位限制了行政合同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④理论争议不是拒绝或推迟建立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理由。中国行政合同的建制应选择公法模式。在公法模式下,一个较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主体制度、权利制度、行为制度、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五个方面。     

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形态

基于外部环境及自身理念、结构、功能的变化导致的不同外观,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的第三形态,因应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新模式的产生而产生,通过国家任务、行政主体以及行为方式的社会化得以建构,并对发展和突破现有行政法制及理论提出了要求。     

社会自组织管理的司法应对

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组织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介入社会自组织管理的根据是司法管辖权的国家保留,介入方式取决于该事项是否关涉公共职能,介入限度要在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基础之上进行目的识别、利益衡量和价值权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一个以发展为内质的国家,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社会全面建设的任务,与行政诉讼建立之初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经济发展任务艰巨的情况已然不同,司法需要超越传统经验和智识以继续建立它同现实社会的功能联系。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刍论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是确保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落地生根,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新需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宪法法律及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得到切实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要在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创新政治参与途径和形式,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建立依法决策机制、规范权力运行,加强人权的法治保障,狠抓“关键少数”、增强领导干部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主要包括深化立法实践、执法实践、司法实践和守法实践四个维度,需要加强思想保障、政治保障、组织保障、行动保障和监督保障.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方便法门

设计得良好的程序,可以架着或者逼着行为人走向公平和正义。两害相权,在立法资源相对有限而且有冲突时,程序法应优先制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国家赔偿工作新局面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历经了两次修订,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国家赔偿还存在诸多难题,需要司法部门共同推进,以实现立法初衷。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就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国家赔偿工作新局面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审判实务专家、资深学者以及执业律师,则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对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对完善国家赔偿审判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