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约束方式与实践转向研究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学校制度约束和学校文化约束来规范引导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行为。在实践中,要推动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约束从单纯的管制教育转向意义引领、矫治引导和自主选择,以便于大学生内化道德规范、厚植道德情感、固化道德价值,为其网络社会道德行为提供有效的判别尺度和内驱动力。     

“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率先确立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互联网条款"将其扩展为"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广泛适用于一般网络侵权领域。《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又有相应的规定。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新类型网络服务层出不穷,在适用"通知删除"等规则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新类型网络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必要措施"的妥当性取决于与特定网络服务的匹配性,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个案中应当根据新类型网络服务的特性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合理权衡特定网络服务与"必要措施"的适应性,妥善确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疫情重塑行业价值

诸如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服务“宅人”的行业想必会迎来一波不错的行情,技术不是万能的,但用好技术的确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相信此次疫情之后,大数据将会更加深入地应用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的“中立”前置要件研究

我国《电子商务法》和《侵权责任法》忽略"中立"要件,使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受到"避风港"规则中"知道"要件的检验,过度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影响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欧盟和美国均规定了"中立"作为责任承担的前置要件,对两者立法、司法的比较研究可提炼出"技术中立"和"地位中立"的明确标准。该标准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可解释现有"知道"规则,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持"中立",承担合理的责任。"中立"前置要件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遏制网络侵权的商业化泛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现状分析

文章以"00后"的在校大学生为样本,从专业、年级、性别入手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多见,但程度较低,且学习违规得分最高、责任侵权得分其次、言论不文明得分最低;文科生的网络学习违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女生的网络学习违规得分显著多于男生,男生的网络责任侵权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网格化管理理论及其在高校学生服务管理中的应用——以湖北省8所学生网格化管理试点高校为参照

网格化管理理论是传统管理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一种现代管理思想,其在我国社会基层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将网格化管理理论应用于高校学生服务管理,有利于高校以学生宿舍为中心构建数字化、网络化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当前高校在学生网格化服务管理实践中,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网格化管理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不断优化高校学生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模式创新。     

新时代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增效的着力点

网络议政、远程协商是人民政协提高议政协商实效、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新形式。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取得一定实效,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着力从明确把握网络技术属性,规范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充分发挥调查研究和委员主体作用等方面增强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实效,对切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高新时代政协议政协商实效,或有裨益。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机制探析

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但网民非理性参与、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元使网络意识形态面临风险。党和政府应从主体、客体及环境三方面源头入手,坚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理论灌输、以主流价值观引导多元价值文化、提升执政公信力、创新网络环境治理办法,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代言功能,全方位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有效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