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史观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种状态,即没有异化的本真状态、异化状态和扬弃异化后的状态、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来是统一的,即人通过劳动将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与人的活动相统一;但是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相异化,自然不仅成为与人相分离的存在,而且成为统治人的外在力量;共产主义作为对异化的积极扬弃则实现了人与自然本真关系的复归,这一复归最终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在人重新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与统一,因此,马克思认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解读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思想,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手稿》述说的人类解放和发展进程所经历的阶段和环节为线索,就其中涉及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哲学人类学角度进行解读。主要包括"类的生活"和"类的本质"问题,人作为"类的存在物"转变为人的"自我异化的存在物"的问题,外化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重要的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手稿》确定并论述,作为人类解放和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通过创建的社会"共同体"和塑造的"社会的人"即"完整的人",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并且把社会"共同体"和"社会的人"评断为实现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实现和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最后,本文对《手稿》给予的启示做了一个简要的评说。     

《瓦尔登湖》:找回生命本真的意义

世事是多变迁的,沧海桑田一瞬间,半点儿不由人。但是人心的欲望可以放置到一个简单的起点。如果说人生是一趟旅行的话,那么身上驮着的东西是越简单越好,简单到只有必需品,而没有奢侈品,那么人生就会变得很轻松。《瓦尔登湖》就是美国人梭罗用他生命思想里行走过的一段真实体验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生命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只要我们把欲望减下来。     

从自然主义批判到超越论的现象学:一条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进路

在胡塞尔哲学中,生活世界本体论是通往超越论现象学的诸多道路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进路.在这条进路中,胡塞尔通过对作为自然态度形式之一的自然主义态度的批判,让生活世界问题浮现出来.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态度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着背谬,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对生活世界进行遮蔽的危险.对自然主义态度的悬搁可以回返到生活世界的领域和素朴的自然态度之中,面对素朴的自然态度进行超越论的悬搁可以回返到超越论现象学的领域之中.胡塞尔的这一思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对反思当下哲学领域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也颇具价值.     

浅析《生火》一文中的自然主义手法

本文将以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火》为分析对象,通过剖析小说中如何展现真实性,反映适者生存的观点,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来解读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在其中的运用。     

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背景下的“译”“介”背离——以《小说月报》对左拉的译介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历程就是突破传统文学观念,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域外文学开始作为'现代文学'已有的典范进入中国人的关注视野"[1].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代表,其主编茅盾则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到:"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     

弗朗西斯·培根的政治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作为近代哲学发端式的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学背负着太多后世强加的标签。在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培根并没有试图主动地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不自觉地将唯物主义作为方法和策略,以便发展和实践其自然主义哲学。这种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最终构成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启蒙政治的最初底色。系统批判一般的形而上学或建构一种科学主义的理论体系只是后世学者的想象,培根的真实意图则是确立与科学相匹配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其方法。培根试图以真正的归纳法引导和重塑经验主义,进而确立经验上升至知识的科学、合法的路径。培根不自觉地拓展科学的规范性外延,将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客观规律作为力量和公共福祉的源泉。培根将不断取得财富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国家视为其自然主义的现实效用,但是又最终将现存政治制度的完整保存与自发变革作为这种自然主义的终极限度。     

礼法论争中的失踪者：赫善心的生平与思想

赫善心是德国在青岛建立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俗称德华大学）法政科的法律讲师，除了他的中文名字和他所撰写的《中国新刑律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他所知甚少。他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对保守派持支持的立场，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违背了良心。近年新发现的赫善心的档案资料和他的著述证实了中国学者对这位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批判有失偏颇。事实上，他与作为改革派顾问的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同为德国刑法巨擘李斯特的弟子，而他本人还是20世纪初期德国法学界在研究法律技术方面的重要学者。在当时德国立法法学兴起的大背景下，他对于中国清末修律方向和原则发表的看似保守的观点，完全源自于他的学术自信。他的思想实质上与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主义法学的立场有关，并且建立在对德意志数百年来引入外国法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上，因此是有理有据，严肃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