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前情景

一、问题的提出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人行为。这是犯罪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仅如此，在逻辑顺序上，犯罪首先应当是个人实施的反社会性行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①犯罪现象只不过是作为个体现象的犯罪行为的综合所表...     

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及立法完善对策

中国大陆境内有组织犯罪现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30年的演进．目前总体形势表现为发展速度快、再生能力强、存在形态丰富和持续存在的时间较短：尤其是近10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活跃和蔓延趋势，从整体上加剧了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深度和广度。中国对有组织犯罪始终坚持严厉打击政策，但在执法层面却面临着可资利用的立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在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首先应根据有组织犯罪的规律及其本土表现．形成符合实际的有组织犯罪的整体性概念，并以此为指导对有组织犯罪各发展形态进行统一规制，为刑事打击的介入确立合理的起点；在反有组织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坚持“以严为主、以宽为辅”的基本政策导向和贯彻“打早打小”专门政策的具体要求，从严密法网、便利追诉和严厉制裁三方面推进立法完善。     

未成年人涉罪现状调查

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项目组成员对北京、湖北、贵州三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该项目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

严格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随着近年来中国司法高层和政治决策层的不断强调,已日益为司法界所认同。要切实发挥证明标准对死刑适用的控制作用,司法者应根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精神实质,坚持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死刑判决的标准,在证据审查和证据采信环节严格把关,使证明标准真正成为防止错杀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一道防护堤。     

不明事理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立法

事理者，谓之事物之道理。显然，事理是内生的、自在的，不是善于思辨的人类坐而论道想象出来的，只能是事物自身所强加于我们的。事理作为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基本根据，具体表现为对“是什么”或“怎么样”这类本体性问题的认识与把握。     

美日韩三国死刑适用状况及刑事政策反思

美日韩三国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有死刑罪名的国家,三国立法上死刑罪名虽然不少,但原则上均坚守了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的底限,并且实践中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率很低,充分显示了司法控制在减少死刑适用方面的巨大能动性。在我国死刑立法明显过当的现状下,借鉴他国经验,注重从刑事政策角度发挥死刑的司法控制功能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论性别对犯罪的影响

犯罪既是外在环境的产物,也深受个人素质的影响。由于性别方面的差异,人们沦为犯罪的原因及其实施犯罪的规模、种类和方式等也有所不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不仅构成了按照社会群体的性别特征组织社会性预防的重要依据,而且从刑事政策角度看,也构成了贯彻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基础。     

贪利性犯罪死刑正当性的犯罪学追问

贪利性犯罪的死刑是现阶段我国在死刑控制问题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理论上有关贪利性犯罪死刑正当性的思考,大多局限于法理或伦理上的一般性思辨,而缺乏从事实层面对“为什么对贪利性犯罪不应当配置死刑”这一核心问题的深入追问。基于死刑与贪利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特点具有不相容性、死刑与贪利性犯罪的原因具有不匹配性和死刑于贪利性犯罪无任何积极功效的分析,利用死刑与贪利性犯罪作斗争,在反犯罪策略上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非理性选择。为此,在立法尚未改变之前,理性控制贪利性犯罪死刑的司法适用,是时代赋予司法者的政治和道义责任。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社会危害性加重和人身危险性增加的总趋势,这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社会观念、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现的新特点,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给予积极应时.     

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正第一部分企业家犯罪概况一、企业家犯罪的总体数量与结构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案例2319件,整体数据情况如下:在本统计年度中,企业家犯罪2481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375,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15.1%,民营企业家犯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