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只包括拉人头式和收取入门费式传销,不包括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中的团队计酬式传销,对团队计酬式传销不应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组织、领导包括引诱和胁迫行为。在比较法定刑轻重时,在主刑完全一致的情形下,应当比较附加刑的轻重。     

无被害人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

无被害人犯罪是非犯罪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刑法的谦抑性,这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共通之处。同时,无被害人犯罪主张对属于该范畴的犯罪作轻刑化或者非犯罪化处理,但如果这类犯罪中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不仅不能作如此处理,还应当对行为人从重处罚,这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神。     

各国冤案预防与救济

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做法,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即从不讳言冤案的存在,纠正冤案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使公众恢复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冤案的发生,以及在冤案发生后,全力救济当事人会重塑刑事司法的形象,正确认识冤案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其次才是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适用

现阶段非法经营罪有演变为“口袋罪”的趋势，坚守“违反国家规定”是改变这一趋势的首要关口。通过对《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非法经营罪案裁判理由的分析，发现即便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也并非全部意识到“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件在认定犯罪中的意义。本文在详细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第96条的规定逐一评析，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引用“国家规定”的名称和具体条文并展开分析，这不仅能改变该罪“口袋罪”的形象，也有助于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事项齐全才能论理透彻

本文书是检察机关在探索文书改革过程中对不起诉决定书的一次探索和尝试,从整体上看,强化了对证据的论述,加强了文书的说理部分,论述理由较为充分,取得了预期效果。但在事实表述和理由论述中,笔者认为,该文书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事实描述部分,检察机关认为,本案被不起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其法律依     

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逻辑——以具体案例为视角的考察

“违反国家规定”是确定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考察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行为方式。行为即便“违反国家规定”,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也不一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还需考虑是否存在出罪事由。依据司法解释追究被告人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前提条件是涉案行为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严格区分伤害与殴打界限的重要性

<正>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针对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轻伤害案件存在的问题予以规定。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针对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轻伤害案件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