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仍是世界政治的重心所系,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推动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朝全球性方向演进,从而形成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的互动.各个民族国家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去,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的组织正是由各个国家积极参与的结果.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举措

进入21世纪以来,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上台后,两岸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近年来,“台独”分子依靠某些外国势力的撑腰,鼓吹“一边一国”,搞“公投制宪”,“独立建国”,叫嚷台湾是所渭的“主权独立国家”,公开修改历史教科书,推行“去中国化”,紧锣密鼓推行其分裂国家的图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毫无任何法理依据,也损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奥运反恐与国际法

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和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     

中外海争问题中的舆论策略研究

<正>〔主持人语〕自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各沿海国家对沿海海洋国土和权益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近来中国海洋周边情势呈现愈益复杂化的趋势,尤其进入2012年7月以来,中日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日趋尖锐化,使得两国关系跌入建交40年以来的冰点。国际舆论一直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问题紧盯不放,其聚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利用强大的"蓝水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进行海外扩展,追求霸权。同时,日本也展开了对中国的舆论战,增加驻海外领事馆数量、增发钓鱼岛     

国际海权博弈风起云涌

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钓鱼岛归属争端。紧接着“天安号”、“延坪岛事件”招致美、韩、日冷战后最大规模海上军演。同时间日俄围绕“北方四岛”主权问题口水战骤紧。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从“华天龙”号案看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王室豁免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个古老原则。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在香港法院享有司法豁免权。"华天龙"号案中,香港法院第一次检视了回归后这一原则在香港特区的适用问题,在判决中裁定中国政府代替了英国政府继续在香港享有司法豁免权。这一判决引发了法律界的激烈争论。从王室豁免在普通法中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与主权豁免原则的对比,分析王室豁免在香港特区的适用以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治理的三重追问

公私融合的身份属性、当下国际关系的结构转型这一背景和多维的双重治理架构决定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的特殊性。"去主权化"不应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治理的重心,因为将私人投资者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模板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有问题的,而且这将导致忽视主权财富基金成立和运营的经济逻辑和治理的其他向度。在获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商业优势、对成员的声誉产生积极影响,协助成员与利益相关者沟通方面,透明度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透明度依然是一个自我实施的问题,透明度要求不应违背平等和适度的原则,透明度与基金投资的经济动机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