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传承与趋向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变化来看,自法学在祖国大陆复兴以来,这一学科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创建、探索、发展三期,虽然各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寻求‘自我’”是其总特征。这一总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研究对象;摆脱机械地以“五种社会形态”来设置篇章体例;摆脱以西方法学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法的模式;揭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破译法的文化遗传密码、注重实证研究、重视礼和礼制研究,是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     

评估：提高立法质量新途径

直辖8年来，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164件。去年8月，为了检验地方性法规质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立法工作“回头看”，成立地方性法规评估研究课题组，对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进行质量评估。“目前重庆市的地方性法规还存在相互‘打架’，甚至与上位法不一致的问题。”8月24日，地方性法规评估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在肯定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质量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法律观

<正> 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都提到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民主治国的谈话。那是1945年黄炎培等六人访问延安时发生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谈起了兴亡的周期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览取一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历史法哲学—法的智慧之学

<正> Ⅰ.九十年代的中国仍处在时代变革时期。变革呼唤着法律,呼唤着法治,也呼唤着法学。在未来中国的法学发展中,法史学能否为之提供大智大慧的启迪,这是时代对法史学的挑战,也是法史学的新的机遇。如果从法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角度看法史学提供的智慧、启迪,那么,这种启迪主要应由法的历史哲学来承担。恩格斯曾经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     

习惯法与羌族习惯法

<正>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不同于国家制定法的另一种文化现象和知识传统,是法学和法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尤显重要。在我国,从法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进行研究正方兴未艾,而对某一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则尚处于尝试阶段。我国西南地区的最大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之一,是众多少数民族济济一堂。我们生活工作于斯,又以法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为职志,瑰丽多姿而又略带神秘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而羌族习惯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则成了我们调研的首试对象。Ⅰ 历史上,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并未建立过国家,或虽曾经建立过割据的甚至独立的国家但为时短暂,并早已消失,因此,若固守国家与法的理论模式,以国家作为法的产生前提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排除在法律史乃至法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更遑论民族习惯法研究了。法律人类学对法则有不同的理解。《原始人的法》一书的作者E·霍贝尔说:“在     

论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可以分为形成和完善两个历史时期。中外法制史实表明,完善法律体系的任务不但同样艰巨,而且旷日持久,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包括:制定亟待出台的高难度的一批骨干法律;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适时制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不断修改现行法律法规;编纂法典。     

观念更新、制度创新与人大监督——关于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加强人大监督工作 ,既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之义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过程乃是监督制度创新的过程 ,而观念更新是监督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当务之急。在此基础上 ,本文论述了观念更新的主要内容 ,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来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原则和若干建议。     

论法院执行权力的分解

传统执行体制下执行权的运行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导致近年来法院执行系统的违法违纪现象层出不穷。原因之一，在于传统执行体制下执行权力过于集中，其配置和运行不科学。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分解法院执行权并致其相互制衡是可供优先选择的一条路径。法院的执行权可一分为四：执行调查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执行监督权。     

不同类型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地方性法规可区分为“宪法类”、“经济类”、“行政类”、“社会类”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立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亦应有所差异.每一类型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都由文本评价子体系和效益评价子体系组成,它们的一级指标内容和数量尽量少作更动,主要调整二级指标的内容和分值来体现不同类型法规评价体系的差异.同时,文本评价和效益评价两个子体系在综合评价中的占比权重也有所不同.     

重庆市经济立法质量研究

重庆直辖以后,市域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为之保驾护航的地方经济立法却并未体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通过实证评估发现,重庆地方经济立法中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