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危机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

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苏联社会政治情绪明显激进化,而且苏共领导集团政治信仰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走向了终点。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为苏联剧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苏共党的领导人及党政精英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的关键性因素。     

论社会危机处理信息机制的建立——以中国非典危机处理为案例

社会危机处理信息机制是社会爆发危机事件后社会系统在信息收集、分析、报告、发布和利用过程中的理念、原则、体制、结构、功能以及相互关系。本文以中国非典危机处理为案例论述了社会危机处理信息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     

领导的个性危机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他具有独到视角的《领袖论》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渴求。”今天，对于具有感召力和创新意识并富有个性的领导的渴求，同样是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领导层已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他们如同这个城市中许多学琴的孩子，都能弹车尔尼的曲目，但都弹得一样，这种个性危机所引起的信任受阻、创造力消失等，使我们无法再熟视无睹。     

俄罗斯联邦人口安全战略

2001年12月,俄罗斯政府出台《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阐述了俄现今人口状况、特点和危机,并提出到2015年人口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任务。 一、俄联邦人口状况 (-)人口总体下降趋势严重。自1986年起,俄人口数量开始下滑,此后持续衰退,这一趋势恰好与俄经济危机时期相吻合。自1992年起,俄人口的自然缩减一直处于高水     

危机中的确立:新时期高校必须加强思想信仰教育

本文通过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的冷静分析,指出在西方文化入侵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地位被削弱,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信仰危机的原因。指出在高校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既是反西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反对“法轮功”的重大思想武器。并从提高“两课”教师素质,转抵达信仰纬度和培养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笔谈（四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突发性群体事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要求,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扩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对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从实践上切实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问题进行探讨。     

论城市应急管理（连载二）

（3）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有些地方党委政府对公安机关的职责定位仍不够明确。有些地方出现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主要依赖公安机关，     

意见沟通渠道不畅条件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及其启示——深圳市民李红光“广告参政”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2005年5月24日,深圳市民李红光苦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遇,到《南方都市报》以10700元登载广告,为其12条分别涉及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降低出租车起步价等内容的建议寻找“婆家”[1],一时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李红光因何选择以“广告”的形式提出建议,而其所谓的“广告参政”行为又体现了哪些潜在的问题呢?从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事件。一、“广告参政”———偶然事件乎?深圳市民李红光以在报纸上登载广告的形式,谋求与人大、政协之间的意见传递与沟通的行为,不仅为李红光本人赢得了“维权谏士”…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整个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尊重和认可人的权利。这种前无古人的尝试,已经激发出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巨大能量,现在这种能量正在寻找各种可能的出路。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打破了一个个悲观的预言.从一个经济和社会皆曾经濒临崩溃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四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

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本文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分析了由于法律缺失和不完善,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司法不公及司法权威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关系。提出一方面我们应当教育群众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