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个性的制度表达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方向。但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制度作为支撑。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出发,促进自由个性的具体制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表达:克服“人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挣脱“物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选择。只有将自由个性的理想与当下的、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推进依法治省进程侧记

江城二月，春意盎然。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聚武汉，围绕发展主题，说实话，道实情，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推进依法行政 促进发展改革——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进法制建设工作巡礼

近几年来，我委按照省委依法治省五年规划的要求，紧紧围绕立法、执法、普法三大环节，大力推进法制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和依法涸控的能力，保障并促进了各项发展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法律行为分类理论之检讨

德国民法上有关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主要是建立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的基础上的。由于我国立法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在其契约行为中不存在“处分行为”概念的适用余地,故有关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各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德国民法理论在建立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的分类体系时,其采用的逻辑方法明显存在以下错误:(1)其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中的“原因”不具有同等性质的含义;(2)其有因行为中的“原因”根本不具备构成整体意义上“法律行为原因”的条件。因此,无论是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法律行为中的“无因行为”均系一个独立的范畴,根本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所谓“有因行为”。     

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基于江苏省的协整分析

利用1990-2008年江苏省的相关数据,对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则不是第三产业的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作用从短期到长期逐步增强,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作用在短期内显著;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