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支撑条件与责任机制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中彰显出权力监督与腐败治理、政治整合与权威维护、矛盾化解与社会稳定等显著优势。把巡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既需要宏观支撑条件,也依靠具体实现机制。政党主导、价值引领与制度供给是巡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主体支撑、观念支撑与结构支撑。责任机制建设是把巡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精准厘定责任、提升履责能力、强化监督问责是其基础环节、关键向度和必要保障。     

湖州联奏乡村振兴曲

“几年前这里杂草丛生,臭水沟横流,如今到处是绿意盎然的风景和错落有致的村居。现在的日子很幸福,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我们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对这几年村里的巨变,湖州长兴县林城镇北汤村村民吴珍娣感到不可思议。     

环境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视野

环境权可以视为第一代人权中的生命权、私人生活权、财产权,由此可以促使政府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环境侵害,但这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作为第二代人权,能够赋予环境质量以同其他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相当的法律地位,使其优先于其他无权利依据的客体,但是很少对这类人权进行司法;作为集体权利有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和土著居民。国际法上环境权作为实体权利还未建立起来,作为程序性权利体现为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司法救济权。通过人权保护环境,其优点在于人权与环境权相比是一项确定的权利,人权法院裁判了一些有环保意义的案子,缺点在于与人无关的环境本身的损害得不到保护,无法进行公益诉讼。     

政治问责及相关概念辨析

基于问责的语义分析与学理阐释可知,作为机制的问责是指问责对象有义务就其行为、政策或职责表现等向问责主体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问责对象存在失责行为则应接受问责主体的惩罚或制裁。政治以公共决策为重要内容,以行使公共权力为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可将狭义的政治问责界定为政治官员有义务就其在公共决策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行为与绩效,向社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存在违法或不符合民意等失责行为,则应承担政治信任流失甚至公共决策权力丧失的后果。此外,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民主问责、公共问责、社会问责等相关概念既有区别又存在交叉重叠,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问责领域概念使用的规范化。     

民用核能风险及其国际法规制的学理分析-以整体风险学派理论为进路

核能及其利用存在风险，需要进行风险管理。量化风险学派认为，风险就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风险管理应坚持“技术专家统治主义”的模式。在整体风险学派看来，风险是一个整体，只要存在风险，不论其概率大小，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护公众利益”是核心范畴，民用核能风险及其管理应始终着眼于三个“承受度”，即技术承受度、经济承受度和公众心理承受度。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民用核能风险管理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订公约、确立标准、实施核查、接受咨询、提供援助、发布信息等多种方式，在缔约国和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风险的有效管控，其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是同质于整体风险学派的。     

2012年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对——以构建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为核心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其重要性和影响毋庸赘言。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是运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机制应对气候变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机制为代表的国际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有目共睹。而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届满,人类正处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关键节点:2012年后人类应何去何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订立的最终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到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及其构建中去寻找。     

《SPS协定》中的“风险评估”问题——“量化风险方法”与“整体风险方法”

WTO及其《SPS协定》允许成员方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采取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即SPS措施,但对此设立了严格的条件,其核心为"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多年来,"量化风险方法"和"整体风险方法"及其之间的博弈主导着风险管理学界的主流话语。受此影响,WTO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和解释《SPS协定》、尤其是其中一些核心概念时,不断摇摆于这两种方法之间,至今未有定论。即使是在新近的代表性案例"美、加继续中止案"中,上诉机构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了对整体风险方法的明显的、全面的倾向性,这是否意味着"二元化"解释就此彻底终结,犹未可知且令人生疑。这种"二元化"解释造成了SPS措施个案裁决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内部的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这一困境显示出,WTO必须尽早确立其风险管理哲学,并在其体制下赋予各国的SPS措施以确定的、适当的合法性。     

近三十年政治问责研究的新进展——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

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范畴,问责对实现责任政治至关重要。政治问责作为问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的政治问责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之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则较为薄弱。系统梳理、归纳与评述近三十年国外政治问责研究的新进展,对推动中国政治问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尤为重要。总体来看,国外政治问责研究较为全面与深入,对政治问责的概念、理论基础、作用与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研究内容日益精细化,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趋于科学化。中国的政治问责研究需要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积极成果,不断推动政治问责研究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