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矛盾辩护

矛盾辩护是指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庭审中，被追诉人坚持认罪认罚，但又默许辩护人进行无罪辩护。这一辩护策略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莫衷一是，在理论上的正当性论证主要有独立辩护理论、权利保障理论和实质真实理论，但均有局限。作为非对抗诉讼模式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与传统对抗诉讼模式不同的辩护特点，即协商性、被告人优位性、部分对价性和一定程度的实体真实克减，因此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学说论证矛盾辩护的合理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公诉人、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达成多元合意，不得作出矛盾诉讼行为。同时，矛盾辩护也与辩诉交易中的阿尔弗德答辩具有相似性，会和非对抗式刑事诉讼产生冲突。基于对相关条文的法解释学分析，可以明确法律规范并未允许在认罪认罚的同时采取无罪辩护，而是赋予了被告人在矛盾辩护中的择一选择权。根据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或坚持认罪认罚，可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并匹配相应的处理方式。     

夏教授与300盒盒饭

2006年3月13日，西南大学蚕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夏庆友在西南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上签字——夏庆友成为了这所全国“211”重点建设高校首位“长江学者”。     

毛泽东与陈独秀(下)

尽管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在大革命后产生了分歧,但陈独秀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而且还常常称赞毛泽东的领     

彭泽民与毛泽东

彭泽民是广东四会县人,是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华侨。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是一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拥护共产党主张,坚持民主爱国立场,为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奋斗一生的著名民主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受广大华侨爱戴的华侨领袖。     

傅作义和毛泽东(上)

况到北平和平解放,人们会想到傅作义。毛泽东也总是说,北平和平解放,傅先生立了大功。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天津解放后,他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20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从此,傅作义走上人民的道路,成为毛泽东众多党外朋友中的一个。     

韦国清与奠边府战役

韦国清是我军卓越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部长期转战华东等地,打击日寇,痛歼国民党军队。他是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之一。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但是,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又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曾经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表现出韦国清上将的高超指挥才能。越南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二级胡志明勋章。     

处理群众网上诉求要做好“四字”文章

网上诉求日益成为广大群众表达诉求和意见的重要渠道。笔者负责处理这项工作近10年来，深刻体会到处理群众网上诉求要做好“四字”文章。     

交徽滁州志愿者救援队芦山灾区抢险救援纪实

2013年4月24日下午15时许,安徽省滁州市志愿者救援队在国家救援中心统一指挥下,拿到四川省雅安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特别通行证,顺利进入芦山县地震重灾区.到达灾区现场后,救援队利用先前准备的药物器具、医疗设备,迅速参与到当地疫情预防、卫生保障工作中. 据悉,这支志愿者救援队是由一位名叫张平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清道开路,清除废墟,平整土地,开渠引水……张平告诉笔者,带来的两台挖掘机派上了大用场,从24日下午开始一直没有停过.     

1953:毛泽东的长江之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国解放后,建设新中国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根据决议的精神,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一俟条件成熟,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为了贯彻决议精神,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时,为提出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做准备,在连续召开了几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毛泽东于1953年2月上旬,离开北京沿长江到部队、城市、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随去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     

论庭审笔录补正对民事庭审之冲击

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书面辩论意见的情况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多有发生。当事人在全盘了解对方当事人“底牌”和法官裁判思维的基础上,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发表辩论意见,而法官也需要以此辅助裁判观点和理由的形成。因此,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最终书面辩论意见,成为了法官和当事人“合谋共赢”的产物。从民事诉讼法理上看,该做法对辩论原则、庭审实质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与我国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尚未有效形成、庭审笔录法律定位不清和庭审笔录补正缺乏法律约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应当强化庭审实质性,明确庭审笔录的法律定位,对庭审笔录补正进行有效约束,杜绝庭审笔录补正形式的书面辩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