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下的交际障碍与文化感知

跨文化交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信息的偏差而产生交际障碍,对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缺乏感知是产生障碍的根本原因。霍夫斯德所创立的基于5种文化维度的文化分析模式能够帮助提高文化感知,消除交际障碍。     

独立学院转设背景下不确定性规避 对教师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独立学院转设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变革，会对教师的切身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基于认知评价理 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本研究探讨独立学院转设背景下，不确定性规避对教师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并检验感知 转设冲击的中介效应以及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不确定性规避对教师工作不安全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感知转设冲击在不确定性规避和教师工作不安全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负向调节不确定性规避和感 知转设冲击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还负向调节感知转设冲击在不确定性规避和教师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中介作 用。为保障转设工作的顺利进行，研究建议：学校应就转设与教师进行充分沟通，教师应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增强抵御外部环境冲击的能力。     

完善针对社会安全风险新特点的精准防控策略

近年来，社会安全风险呈现出风险破坏性和影响性增强、风险隐匿突发性增强、风险快速扩散性增强、不同社会安全风险之间互动性增强等一系列新特点。全面感知与精准防控社会安全风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多元主体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构建灵活高效的治理机制，完善闭环管控的法治体系，提升精准防控社会安全风险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建设一体化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平台。     

基于费曼学习教学方法培养高素质电子商务人才

本研究基于费曼学习法，通过观察和评估学生的个性特征、知识需求和就业需求，提出了一种以学生感知为中心的教学优化方法。通过目标刻画以明确学习目标，基于案例研究确保学生理解学习对象，鼓励学生以教代学，用知识输出巩固知识输入。最后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回顾和反思，进一步对授课所学进行巩固。在线上授课环节中，这种优化方法能提高学生注意力，增强教学效果，从而有助于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感知价值何以影响数字化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以C市P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数字化技术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高效化、便捷化的重要手段，但需要通过公私合作来应对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已有研究主要从合作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等视角对数字化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分析，缺乏对合作主体心理与行为的关注。本文基于感知价值理论，以C市P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为例，构建“感知—行动”分析框架，剖析数字化公共服务中的公私主体合作心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发现：数字化影响政绩导向的公共部门与市场导向的私人部门的价值感知；公私主体基于前景、利益与风险等价值感知，采取寻求合作、资源投入与资源撤出等行动策略。本文扩展了原有分析维度，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合作效能提供了方向。     

家庭收入水平、幸福感知对公民政治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收入水平增长是否提升中国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满意度是当前我国政治学界关心的议题之一。民众家庭收入水平与其幸福指数息息相关，但是否也影响个人政治制度认同度？通过对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数据（2017--2020年）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揭示出相关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论表明：民众家庭收入水平与对国家政治制度满意度相关度并不高，而民众幸福感越高则表现出越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更高政治制度满意度，而幸福感知在家庭收入水平和政治制度满意度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在努力提高民众家庭收入水平的同时，我国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应当切实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民众政治制度满意度，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青年用户算法感知中的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基于用户主体性视角的分析

每个媒介时代都有特定的技术意识，用户媒介实践是技术意识的重要生成土壤。青年群体的新媒介使用经验较为丰富，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算法感知，是透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棱镜。算法感知，即用户在算法实践中所进行的对算法运作逻辑的理解和推理。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技术、应用、商业等层面理解算法，这反映出效率至上、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技术意识。在具体的算法实践中，青年群体的算法期待与偏差也呈现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如实用主义与多元正确、隐私感知与隐私意识、技术发展与个人发展、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人性弱点与商业文化、算法客观性与价值观等。这些意识一定程度上是算法语境下用户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面向。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