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为立功“的法律规制

“代为立功”是指在行为人因涉嫌犯罪被抓获之后,应司法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要求,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主动提出,由犯罪嫌疑人的亲友为司法机关提供其他人的犯罪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破获其他案件,从而希望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减轻处罚的制度。“代为立功”常常运用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案件的破获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抓获。“代为立功”利大于弊,具有司法交易的性质,可以通过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代为立功”的构成条件、限制性规范、对刑罚的影响、操作途径的方式,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确立“代为立功”制度,将其与自首、立功并列。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涵义、共性态势与难点

技术性贸易壁垒构成当今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障碍,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涵义。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各国国内法规制措施,虽然在目标、范围、内容、体制以及趋向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共性态势,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而言,发达贸易大国的规制起着主要和实质性作用。与其他保护手段相比,此类措施既具便利性,也同时受到来自他国国内法规制和国际法律规制的多重约束,面临着对抗与协调、主权利益最大化与恪守国际法义务的两难选择。     

韩国零售业态发展及政府规制

一国零售业态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韩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和市场开放及资本自由化阶段后,便利店、廉价店等新业态大量进入,给韩国以大型百货店和商品交易市场为主导业态的传统零售业态带来了冲击。新型业态基本是模仿国外业态形式或随外资进入的,大型廉价店等新业态在本土化适应过程中不断调整,形成韩国特色。将韩国零售业态置于经济发展过程来考察,会发现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现代零售业态的发展轨迹和政府政策规制的方向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我国也呈现出与韩国、日本的相似性。观察韩国零售业态演进过程及其特征,给中国零售业态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总结后发展国家零售业态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平与效率互补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并非“拼图式”而是“车轮式”。我们分别将二者具体化为社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中国当下的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和竞争政策将在其“保护功能”上互补:竞争政策通过保护竞争,间接地为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提供空间,这在长期将有利于效率的增长;社会政策保护的是受到市场侵害的社会,关照的是社会公平。只有两种保护相互补充,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才不会偏航。     

论诱惑侦查对反贪工作之借鉴及法律规制

虽然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和特征存在不同的理解,并且诱惑侦查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冲突,但引进诱惑侦查对有效突破贿赂案件、拓宽侦查途径、实现检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只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案件使用范围,运用诱惑侦查能够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统一的目标。     

论行业协会的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介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中间协调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政府、行业协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尤其是行业协会发育极不建全。为此,有必要对行业协会的设立与运作进行法律规制。本文在分析行业协会运作机制及其法律规制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试析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及规制对象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有“经济宪法”之称。但直到目前,我国仍无一部反垄断法。本文试根据垄断的含义、特征、正负用及其经济学理论依据,分析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规制对象应是经济垄断中的垄断行为而不包括垄断结构,更不包括中国所特有的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和反行政垄断

我国垄断问题主要集中于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一种严重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反对行政垄断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国加入WTO适应国际经济规则的需要.应制定一部完善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设立反垄断法执行机构,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海峡两岸竞争法之比较研究--侧重反垄断法分析

两岸竞争法在维系各自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两岸竞争法的功能在表面上具有普适性 ,但两地竞争法之根本任务并不尽相同 ,从而透视出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背景下 ,台湾与大陆法律制度本质目的之差异性。经济较为发达的台湾地区 ,其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立法较大陆完善 ,在诸多方面颇值得大陆借鉴。当然 ,两岸在反垄断立法上的差异 ,较大程度上是大陆没有《反垄断法》而造成的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在追诉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合法性为许多国家所认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自发应用诱惑侦查,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对于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和极易侵犯公民人权的诱惑侦查,不应让其继续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而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以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