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其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这种援华政策的性质,在50年代中苏友好之际是给予全盘肯定的,即使对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中存在的民族利已主义也不置一词。8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研究逐步展开深入,同时对苏联援华问题的评论也呈现一种相反的倾向:不仅批评了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确应批评的错误,而且认为抗战初期也存在类似错误。这样大起大落的评论是难以真实反映历史原貌的。为此,需要我们持一公正客观的态度,本文拟就如何看待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略陈管见,希冀同行指正。一笔者认为,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是国际主义的。否定论者则认为,苏联此间援华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这种观点西方有,国内也不乏其例。曾作为陈纳德“飞虎队”成员之一的杰克·萨姆森,在80年代写的回忆录中就这样说,苏联在     

不尽和谐的奏鸣曲——论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关系

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关系比较复杂。意识形态既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又是存在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有过相互支持,但也有深刻的矛盾。苏联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存有偏见,习惯于以教条化的态度审视中共的性质,对中共在党的建设上的创造精神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评估。中共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勇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表现出一个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精神。双方意识形态关系总体呈弱化趋势,其隐含的必然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原理,只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体现其生命力。     

为传播《西行漫记》亲历的一场斗争

大約在一九三八年底,或一九三九年初,我到一位小學時的老同學处商談如何開展「抗聯」(即暹逻各界「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的簡稱)的工作時,這位老同學給我介紹讀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我拿到它,如获至寶,頓時心花怒放,像個「贪食鬼」那樣,日夜不分     

九一八事变与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事变实行中立的不干涉政策,主要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即力图为其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不干涉政策的策略意义在于避免卷入对日冲突,不给日本制造事端提供口实,同时又可利用它作为同日本进行外交斗争的工具。但苏联在实行不干涉政策时是把中立与道义相区分的,政策上表现为中立,道义上却体现出对中国抗日军民的同情。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妥协,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苏联对日妥协中有损及中国主权的因素,使不干涉政策偏离了正确轨道。不干涉政策具有复杂性,但不能得出苏联鼓励日本侵略中国的结论。     

论文化翻译中的语用等值

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如果处理不当,文化翻译就会“名存实亡”。本文将通过分析汉英翻译实例,深入探讨如何达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换,并论证了文化翻译中的“对等”应是深层言内意义的对等,即达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换,以避免语用失效。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科学发展思想探析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也是党的科学发展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它所蕴含着的宝贵的科学发展思想,特别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今天以至将来仍有着重要而长久的指导意义。应当深入发掘这一历史文献的时代价值,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从执政安全高度重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没有危险、不受威胁或通过化解风险而保持其执政地位。执政安全问题在当代日显突出,是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执政的党接二连三倒台下野,演绎了世界政坛的一幕幕悲剧。这种现象遍及欧、亚、     

浓墨重彩绘蓝图——记省十届人大代表，青州卷烟厂党委书记、厂长蔚严春

2005年，青州卷烟厂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单位”．被中企联授予“全国和谐劳动关系优秀企业”，被中质协授予“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特别奖”，企业文化建设荣获“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中国企业文化十大优秀案例”，并进入中国企业文化案例库……看到这一系列的顶级荣誉，回想起企业走过的不平凡道路，企业的带头人——蔚严春会心地笑了。     

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规律性探索

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强调了遵循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问题。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同样必须深刻把握其规律性。这种深刻把握,就是要把握党的建设一般规律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体现,就是要把握矛盾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规律,这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更高要求。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就要强化遵循规律的意识,提高把握规律的能力,健全遵循规律的制度,探索运用规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