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判力基准时后的“和解”——以吴梅案“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为例

诉讼案件涉及的实体权利义务在诉讼过程中以及裁判生效后,都能够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发生变化.既判力基准时之后,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变化,会导致判决记载的权利义务状况与实际权利义务状况的冲突.指导案例2号吴梅案中“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和解协议”的成立并不消灭债之关系的同一性.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又申请强制执行的,我国虽然没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但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实体法加以解决,无需类推适用执行和解的规定.同时,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改进.     

智能催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及其法律完善

智能催收通过网络爬虫、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债务人信息的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从严保护取向存在冲突,智能决策引擎、智能分案等手段存在泄露债务人隐私的风险,以数据外包方式进行个人信息处理存在违规操作的隐患,算法自动化决策致使个人信息委托处理情形下的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加隐蔽。应通过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明确催收过程中债务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具体适用，将特定情形下对债务人信息的先行获取纳入法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以“免遭算法支配”为核心完善智能催收中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监管规则，构建由事前算法评估、事中算法公开和事后算法问责组成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强化对催收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准入监管与合规监管，促进催收机构内部规则、行业自律规则与监管规则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