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风险刑法辩护

风险刑法备受质疑的原因是,其会无节制扩大其存在范围.现代刑法强化积极的、事前的预防本身具有正当性,古典刑法事后法的属性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并不符合现代国家对风险与安全的制度预判,往往缓不济急,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理性主义标签化理解风险刑法,才是造成风险刑法被法教义学否定的原因.区别于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更好地理解刑法的道德基础,现代刑法转向以被害人为中心,强调刑法在被害人具有被侵害的危险时就适当介入,这种做法与公共卫生领域采取的病患预防措施具有相似性.在社会风险日趋增多且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风险刑法应当受到重视,但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最终得到实现。然而,在历史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上,其社会的经济制度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种什么     

一本具有深邃思想和颇有见地的好书——读《历史决定论与中国现代化》

今年六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苏省委党校《唯实》杂志社兼办发行的顾乃忠教授著作《历史决定论与中国现代化》与世见面了。该书分“导论”、“价值观和人的发展”、“社会形态和社会规律”、“自觉和自由”、“经济和社会”、“历史和逻辑”六大部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的触须必须要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即对司法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构成了罪刑法定的人性基础。     

毕生心血汇史坛──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1915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父亲是师范毕业生，31岁便去世了。到了抗日战争前，他的家境已经衰落。刘大年6岁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他从上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是旧式教育。他把“国学”看作是祖宗立国的根本学问，用力颇勤，从而在青年时代便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位渴求新知的青年学子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1938年在湖南籍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和老…     

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立基于量刑公正的考量,疑难案件中定罪与量刑之间有失比例的矛盾无可避免。定罪与量刑不仅是以刑事责任为中介的因果历程,而且是以刑法解释为调适的有效对接,同时也是以刑罚目的为依循的一体运作。在立法既定的情况下,刑法目的解释能够合理化解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矛盾,满足实现量刑公正的需要。刑法目的解释应该以刑罚目的为基准逻辑展开,并且充当法源的刑法目的解释应当被禁止,而指导法官量刑的刑法目的解释应当被守护。     

公共权力转型视角下的行政问责与公民参与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公共权力的配置、运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的革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力得不到保障，行政问责的“内部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公共权力转型为分析视角，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并论述了公共权力转型期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障碍、问题和对策。     

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对《刑法修正案（七）》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分析是根据政策目的与刑法修正之间的关系,选择最优刑法修正模式的过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框架,《刑法修正案（七）》就是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错的产物,它在规则上体现了政策的内容,在价值上融合了政策的理念,在实践中树立了政策的形象。而要在刑法修正中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则应处理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并轨运作、犯罪要素与刑罚要素的合理配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同步提升三个基本向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