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决策算法的法律规制:以数据活动顾问为核心的二元监管路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以自动决策为特征的算法被广泛使用，这也使得算法透明化的目标愈发紧迫。强制公开算法路径、验证或认证算法路径、个人算法解释权和算法结果控制等都是对算法监管的有益探索，但或因有违基本的制度期待，或因适用范围有限，而无法成为算法监管的有效手段。算法监管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社会子系统，应当通过数据活动顾问这一“接口岗位”实现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从而借助系统间的协力有效监管算法活动。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设立以数据活动顾问为主、数据活动监管局为辅的二元算法监管机制:数据活动顾问从企业内部对算法的设计、使用和评估进行陪同控制；数据活动监管局则从外部对数据活动顾问提供必要的援助和监督。     

面向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评析

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争点之一是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在司法审查中,对于涉及专业性判断理由的审查,法院应当保持对行政必要的尊重。将“程序过程审查”作为一种司法审查的方式导入本案,使得法院审查更具有针对性,审查方法也呈多元化。对于行政行为不说明理由的,可以认定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论普通法履行不能的演进、规则与启示

普通法中的履行不能对于我国合同法相应规则的理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其大致经历了由最初的不予免责到逐步承认多种履行不能类型的历程。在适用条件上,普通法强调履行不能由订立合同之后发生的、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意外事件所致。对于履行不能免责的正当性,默示条件理论、基本假设理论、风险优位负担人理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当性说明。我国合同法在履行不能的规则适用上,应注重对普通法履行不能的程度、适用条件、正当性基础等进行有益的借鉴与规则吸收。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角色分工与功能定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其中存在着"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对实践关系,每对关系对应各自的主体与客体,三对关系相互制约,使主客体呈现独有的特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厘清以上主客体关系及其制约机制,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角色分工与功能定位,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新形势下大学生如何突围就业阴影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阴影源自于就业结构失衡、价值取向偏差、专业培养脱节、招聘要求盲目以及市场环境变迁。新形势下大学生突围就业阴影,对社会和谐稳定、缓解就业压力、提升人力资本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时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发力,方能打赢大学生就业"突围战"。     

特色小镇建设如何实践供给侧改革——一条推动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扭转发展中的资源错配成为当务之急。特色小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和推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重要突破口应运而生。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研究背景,城市经济学就业次中心理论为研究依据,从探索产业资源配置和物质空间形态塑造的创新思路、地方实践入手,因地制宜对杭州市余杭区特色小镇展开研究,阐明特色小镇是城市和产业政策下的产物,是城市功能和产业活动的承载空间,也是资源要素被得到充分利用的容器,具有吸引各类资源要素的磁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从冲撞到磨合再走向飞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考察.第一阶段是所谓"八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通过政商关系的运作,逐步打开中国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九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发展是国家与市场相互磨合,形成稳定的政商互动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发展走向全新飞跃的阶段.展望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政商关系变革,再落实一轮"政府主导"的发展方略,创造比二战后"东亚奇迹"更大规模、超越世人想象的"中国奇迹".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市场制度是否挤出道德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研究现状与展望

市场化程度是否会对道德偏好产生挤出效应?这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普遍关注的前沿问题,对此至今仍难以取得一致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研究无法将市场制度与其他相关因素如收入、教育、法律和文化分离开来观察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现存的集体主义村庄为此提供一个科学观察的极好际遇,从而为中国经济学家最终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政府治理改革下的行政成本上涨研究——基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的分析

行政成本是政府履行其公共服务提供职能所必须的投入,治理行政成本一直以来不仅是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基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中国行政成本上涨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短期内"鲍莫尔成本病"在政府服务领域中确实存在,显著地促进了政府行政成本的增长;但就中长期而言,"鲍莫尔成本病"对行政成本的提高并无影响。这表明,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上涨的要点在于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公共部门的治理变革以控制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而不是简单地压低公务员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