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代履行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首次以正式的法律概念被提出和确认,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关于"代履行"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本文以《行政强制法》为基点,结合域外同类法律制度和理论,以代履行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程序设计、费用缴纳与法律救济等内容为重点,进行系统性探讨,试图推进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和理论的成熟。     

关于理解与掌握“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中应注意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从一出租车司机状告市政府的行政案件谈起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并非仅仅与“立法”有关,与“执法”更有关系。法的“溯及既往”是指是否溯及“事件和行为”,而不是指是否溯及“主体”。     

中国内地与澳门行政诉讼若干制度之比较

作为沿袭葡萄牙、并深受法国行政审判制度影响的澳门行政法,它的若干制度与经验对内地的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有所借鉴和启示。因此,比较内地与澳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若干因素,包含受案范围、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客体变更,我们认为,促进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发展并加快行政诉讼配套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这应当成为未来完善内地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内容。     

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

自<立法法>首次确立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后,该项权利的实践运用越来越频繁,并成为推动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的强大动力.本文首先以现行规范为依据,分析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的内涵及其要素;接着论证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不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更重要的是首次赋予了公民一定的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在实践运用中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即建议案往往成为悬案,而且也无法当然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建议者的预期目的往往落空.要摆脱这些困境,我们首先要对建议权建立回复机制,然后等改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把建议权发展为诉权.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涵义和特点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当事人（法人或自然人）逾期不履行鼠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有关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强制当事人执行业已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律制度。行政强制执行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行政强制执行以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无此前提，行政强制执行不可能发生。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中外行政复议制度比较研究

<正> 一、名称与概念 我们在作中外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时常用一个中文名词去“套”某一个外文名称,似乎每个中文词均可以找到与其绝对相等的外文词。这种做法是天真的。我们在作中外行政复议制度比较研究时,应想到:与其说外国有行政复议,不如说它们有与中国行政复议相近的制度。这种客观性也反映名称的称呼和概念的界定上。     

行政法相近名词辨析

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制定的有关全国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如《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而行政法规范是指由一定的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具有普遍性(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和规范性(从逻辑上看,它由假设、处分和制裁三个部分构成)。行政法规是一种法律文件,是行政法的基本渊源,即表现形式。而行政法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是行政法的细胞和内容。在目前没有行政法典的条件下,行政法仅指行政法规范的总称.而行政法规范散见于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文件中,大量的行政法规范则是由行政法规表现出来的。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