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及其保护范围是侵权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法之规定与法国法之规定各有其优劣,但德国法更具借鉴意义。我国侵权立法,应认真总结以往立法及司法的成功经验,坚持已有的成熟做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应通过一般条款列举具体的权利及利益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兜底条款,而不应从规定损害概念的角度界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     

印文、手印与复印墨痕形成顺序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与检案相结合,提出了解决复印套印法变造文书所涉及的变造事实的确定、复印变造内容与印泥、印油印文、手印形成的先后顺序等问题的方法.     

银行信用证审单标准的法哲学思考:精确性、模糊性还是原则性

银行信用证的审单有精确性标准、模糊性标准和原则性标准之分。精确性标准的主要理论学说为镜像标准说,模糊性标准的代表学说是实质相符理论,而原则性标准在法律上的反映则是严格相符。精确性标准因过于僵化和刻板,无法适应客观实践的需要;模糊性标准因具有随意性而日趋式微;原则性标准克服了镜像标准和实质相符标准的不足,为开证行的审单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标准,这种标准既给开证行提供了一个“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具体的审单尺度,同时,也给开证行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操作空间,可谓是灵活性和规范行相结合的典范。     

反恐时代的司法权

当一个政体陷入紧急状态中，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往往倾向于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名义，采取剥夺公民权利的严厉措施，而司法部门就负有抵制民选机关的任务，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因其非民选的先天特征而使司法机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行动中相对民选的政府部门缺乏正当性基础。因此本文寻求通过树立一种新的民主观念给予司法部门抵制民选机关的正当性基础，增强司法权力的法理地位，从而达到在甚至当今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仍能形成公民权利的一道坚实的制度性屏障。     

“沟通理性”与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哲学——凡·豪埃克《作为沟通的法律》述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为法理学提供了新的课题。豪埃克教授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指导,提出一种沟通视角的法理学。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等。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     

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犯罪的国际法控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来惩治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恐怖袭击活动。1998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纳入法院管辖范围。2003年《安理会第1502号决议》进一步完善了规约的规定,并要求各国也在国内立法惩处这类犯罪。     

再论医疗事故争议纠纷的诉讼管辖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医疗纠纷中以“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并从司法实践出发,就如何从证据法学角度认定“结果发生地”的相关事实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英国出口信贷担保署的运作方法及其法律问题

英国出口信贷担保署(ECGD)作为发达国家官方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运作方法及其提供的几种主要担保服务通过承担出口货物的保险和担保业务,从而减缓外贸信贷风险,便利出口商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资金融通,以扩大对外贸易。为了对我国年轻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提供法学视野的支持,本文试图分析英国出口信贷担保署这一机构成功运作的法律原理并且尝试评论这些法律原理是否已经能够有效地保障国际贸易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