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教育模式改革思考

从教育价值观的角度看,公安学历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公安院校必须审视自己的不足,进行如下一些改革:一是要建立学员淘汰、交流制度,二是要大力完善公安院校和公安实务部门的人事交流制度,三是要挖掘潜力,开发公安院校内部教育资源.     

我有幸在董老身边工作了十来年

董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法学家、思想家,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董老一生的革命生涯,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我有幸在董老身边工作了十来年。我经历了董老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和建国初期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两个时期。董老所从事的工作很多,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是主要…     

广东精神类毒品犯罪趋势

近年来,中国毒品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制贩“冰”毒和非法买卖、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等新型毒品犯罪迅速发展蔓延。特别是受港澳台境外黑社会毒品犯罪方式的影响与渗透, 在广东、福建等地,毒品犯罪分子不仅制贩海洛因、可卡因等常规毒品,而且开始制造、贩卖“冰”毒。以广东省为例, 从1991年至2004年4月,广东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制贩精神类毒品案件218宗(其中制贩“冰”毒案件94宗、制贩“摇头丸”案件124宗),共缴获“冰”毒约47吨、“摇头丸”388余万粒、氯胺酮1605千克、安眠酮近3300千克(氯胺酮和安眠酮截止2003年6月),摧毁制毒工厂、窝点89个。     

简析刘少奇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特征

一、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分期 建国后刘少奇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党的八大,其主要标志是刘少奇初步总结了执政党的经验。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八大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其基本特点是党的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失误。第三阶段是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他对执政党建设教训的吸取。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刘少奇理论探索的高潮,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低潮,而第三阶段则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让干部能上也能下

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这是保证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然而,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干部好上难下、好进难退、好任难免等问题,甚至出现个别人“边腐边升”的奇怪现象。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妥善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能下的问题。干部难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官本位观念作祟。虽然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一些消极的传统…     

解决干部“能下”问题的几点思考

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上”是一种进步,“下”是一种提高。但目前的情况是好上难下、好进难退、好升难降,难“下”成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道路上的硬骨头和拦路石。对此,问题的紧迫性何在?根本原因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     

建立以犯罪信息为核心的侦查运行机制

以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为主导的新的社会生产力 ,侦查工作本身的内在规律以及侦查工作面临的低效率的粗放型的侦查模式的变革 ,都要求必须建立以信息为核心的侦查运动机制。现有的侦查观念、侦查模式、侦查管理体制又严重地制约着这一机制的建立。转变观念、改革管理体制和侦查模式 ,加强侦查人员信息技术的培训十分必要。     

高唱发展曲 建设新利川——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我局积极探索贫困山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措施和办法，狠抓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有效地改善了全市的环境质量，受到国家人事部、国家环保总局的表彰。     

“安”在广厦千万间——江都市小区创安工作纪实

“安居才能乐业，安定促进稳定。去年以来，我市小区案件呈总体下降趋势，这无疑是不断深化小区创安的结果。”江都市综治办主任李明和在接受采访时兴奋地对记者说。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由于抗诉条件的限制 ,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抗诉请求很难实现。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由审判权的终结性、权威性、被动性决定的 ,符合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能够制约法院审判权的滥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冲突并可能导致诉讼迟延、滥诉以及改变诉讼法律关系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不能否定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