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二元经济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偏好分析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得出大学生就业偏好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影响以及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在城市农村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之间彼此分割，一方面给大学生就业带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造成不同行业、地区就业单位收入相差悬殊，从而使得大学生在找工作时趋向于在大城市、东部地区以及体制内单位中选择。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我国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     

俄对华政策的变化及中国策略应对

回顾十几年来的中俄关系,可以说,两国关系发展虽有波动,但总体而言,是不断向前的.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迷徘徊期后,中俄关系很快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如今,两国关系已渐趋稳定,走向成熟.基于中俄两国均处于经济腾飞的特殊发展时期,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竞争将会日趋激烈.今后,在两国关系的发展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磕绊.我们应理性地看待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应重视这种战略关系,又不能过于倚重.     

中美军事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

中美军事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受制约因素最多的双边军事关系之一,历来被称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晴雨表".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军事关系发展走过了极不平坦的历程.尽管如此,随着共同利益的日益增多,中美军事关系仍保持了总体向前发展的态势.     

投资者风险偏好量表编制及测量恒等性检验

本文通过编制投资者风险偏好量表,采用文献回顾、开放式访谈等方法形成预测量表,并对被试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及测量恒等性检验,多次修正后得到正式量表,测量了跨群体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恒等性。研究结果表明,所得模型拟合指数良好并具有跨群体的恒等性和有效性。投资者风险偏好量表中各因子均在性别、年龄段、月收入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以偏好显示与聚合框架化解价值冲突：基于“老楼加梯”案例的QCA研究

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老楼加梯”因价值冲突在全国推进困难，其本质是多元利益群体在加梯过程中异质、多变的偏好难以显示与聚合。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构建偏好显示与聚合框架，借助46个案例进行清晰集质性比较分析(CS-QCA),探索影响“老楼加梯”成败的7个条件变量及其组合作用：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需求调研和议事磋商，充分条件是部门牵头和方案创新，与能人斡旋和政策指引也有很强关联。“老楼加梯”成功有部门驱动型、能人驱动型、携手驱动型3种类型和6条路径可供选择。由此可以设计需求显示和聚合方案，包括4条表达渠道和4项需求调研、部门回应性牵头服务、部门主导三方全程议事磋商、技术和筹资创新工具箱等。     

自由政府间主义及其挑战——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个案研究

《里斯本条约》在爱尔兰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互动引起了广泛关注。①本文首先考察了解释欧盟条约改革进程的主要理论模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基本假设及其在欧盟条约宪法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其次,在回顾爱尔兰参与欧共体/欧盟条约改革历史与逻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在欧洲制宪会议阶段爱尔兰政府的政策以及《里斯本条约》公决期间的辩论情况。最后,文章提出,小国爱尔兰参与欧盟制宪进程的案例对于自由政府间主义关于欧盟条约改革理论的完善发展,以及未来欧盟条约改革的实践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布朗访华务实推动中英关系

2008年1月18—20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其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度中国之旅。短短的三天访问期间，在积极推销英国的同时，布朗首相集中展示了英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中英领导人会晤所达成的积极成果则为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2007年的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

200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保持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中美高层对话与沟通顺畅，保持着密切往来和接触，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磋商与协调。中美双方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核问题，使朝核问题向着积极方向发展。虽然两国关系中仍存在一些磨擦与矛盾，但中美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深化，在反对陈水扁当局“入联公投”的“台独”挑衅活动方面做出了努力。     

略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成因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美、苏三国关系以及复杂的时局而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苏联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