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在充分肯定早期传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功绩和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并分析当时的历史局限。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不够、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思想体系的认识不全面、理解欠准确,对俄国和日本人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分析和思考这几个方面的局限。这与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某些现象有着紧密关联。指出其历史局限和不足,并不是要苛求前人和挑剔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同情绪状态和呈现时间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源检测理论探讨不同情绪状态和呈现时间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采用3×2×2的实验设计,比较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情绪状态下以及短时和长时呈现下的个体再认正确率以及记忆源检测的图片偏向性。结果表明:(1)长时呈现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短时呈现。(2)短时呈现和长时呈现均会产生图片偏向,但长时呈现的图片偏向性比短时呈现的更为明显,且差异显著。(3)积极情绪状态下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情绪下的。(4)消极情绪更易产生图片偏向,且与积极情绪状态下所产生的图片偏向存在显著差异。     

太原市小店区: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热点问题

太原市小店区区委、区政府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婚丧事大操大办”“违反规定多购、多占住房”等问题作为继续全面落实《廉政准则》和中央制止奢侈浪费行为“八条规定”的重要内容来抓 ,制定出台了《关于解决有关突出问题 ,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具体规定（试行）》 ,狠抓“两个严禁”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区委、区政府明确规定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 ,范围不仅包括副科以上领导干部 ,还扩大到企事业正副职领导 ,村、居两委会成员。坚持婚丧事事前申报制度 ,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家庭成员婚事提前１０天、丧事…     

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障

<正>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行政管辖上分为50个州和1个特区(即行政中心哥伦比亚特区)。目前全国约有1.18亿个家庭、3.17亿人口。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突出,2012年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人口集中了19.3%的总收入,10%的家庭控制了全美50.4%的总收入。目前美国的贫困标准为单身11490美元/年,家庭每多一个人增加4020美元。1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贫困人口4700万,总体贫困率为14.8%。低收入贫困人群不仅生活艰难,而且医疗保障问题突出。     

论GDP核算的不足和补救

国民经济管理中,GDP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但是,统计管理中它难遏虚报浮夸;指标选择时,它忽略了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消耗;价值取向上它重经济数量不重经济质量。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有必要打破GDP崇拜,理性地看待GDP,适当采用“绿色GDP”的新尺度评估政府绩效,并关注“公民幸福指数”,用“以人为本”来全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安全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地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不论从规模上还是速度上,在全球范围都是极其少见的。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历史文化街区将要面临更多的消防隐患。要消除这些隐患,确保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安全,必须从街区的实际出发,提高街区建筑的耐火等级;对街区进行合理的布局规划,同时在街区中配置必要的基础消防设施,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增设消防站,增加火灾报警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这样,才能消除消防隐患。     

新修改的民诉法视野下的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机制研究

新修改的民诉法第209条规定将检察机关受理申诉置于最后一道环节,当事人的申诉如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支持,在没有其他后续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当事人最终的息诉工作将由检察机关承担,这将会导致检察机关息诉工作压力的增大,民事检察部门有可能会成为息诉服判的专门机构。本文应对新修改的民诉法,对息诉和解工作方式,从工作方法和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为检察机关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非裁判性纠纷解决制度,有效化解民事诉讼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新贡献——访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

<正>去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正式出版发行,这对于如何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该文集编译和修订情况,我们     

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挑战和中国道路的完善——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果，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又将如何发展？是否有中西方学者所总结和倡导的“中国模式”可以遵循？这已成为近期理论界与实践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