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一)

刑罚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波及或连累罪案的另一类受害人——罪犯的家人。为适度限制严重的殃及效果,中国社会长期实践并获得广泛接受的一个惩罚原则是,即使死刑罪有应得,但当罪犯是独生子女时,在某些案件中,可略微减轻罪犯的惩罚。当代中国可以借此进一步丰富罪责自负原则,从理念层面更多转向经验层面,这也是针对中国目前独生子女政策实践和刑事和解实践的必要刑事政策调整。     

旁观他人在自己住处制造毒品的行为能否定罪

案情简介李某与王某两人先后沾染毒品,经常在一起吸毒。2009年10月20日早上,李某打电话给王某说:晚上来你家耍耍!王某说:好!当天晚上7点,王某发现李某来其家时还随身携带了一个装满瓶     

五十四年前的午夜谜案

54年前，亦即1957年，8月3日午夜时分。浙江省嵊州市石璜乡山口村的静谧气氛，突然被两下“嗥嗥”声所打破。     

以行政契约作为跨域治理之法制基础--以台北和基隆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

在地狭人稠的台湾,有关大众运输、环境保护、水资源、河川管理等跨域治理的议题,正显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整合跨域治理与行政法的理论,以“北基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分析行政契约作为跨域合作的基础,分析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制问题,例如契约之合致、订约过程（成立要件）、契约应有之内容、契约之进展（如情势变更、政策变迁等）、履约责任、强制执行、救济方法等,希望能建构行政契约在跨域治理的应用模式,以为未来各级政府间在跨域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法制经验。     

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类型化研究

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存在概念表述不一、法律规范缺位以及司法机关各行其道等制度屏障,单纯利用传统法学的概念式研究方法难以突破研究困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规范类型导致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空洞化: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规范了法院的立案受理行为,审判监督程序吸收了对生效的不予立案、驳回起诉裁定的法律监督,民事公益诉讼的兴起弱化了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的职能。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性质以及其与审判权和诉权的关系上看,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民事立案检察监督程序的设计应当与其监督的案件的性质、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及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民事立案检察监督程序主要由检察机关依职能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辅助。检察机关在实施时,可区别案件情形,采取支持、督促起诉,检察建议,抗诉,移交纪检、反贪、反渎等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四种方式,通过刚性监督和柔性监督构建多层次的立案监督体系。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事管辖冲突及解决途径——以欧文龙案及关联案件为视角

澳门欧文龙案及关联案件,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一个经典案例,引发了多法域的刑事管辖冲突,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着一国之内有不同法域的情况,也有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但"一国两制"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问题,这使得我们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而必须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一是完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二是明确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原则;三是积极健全我国刑法罪名体系。     

马来西亚《举报人保护法案（2010）》评析

举报人对遏制贪污腐败犯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和加强举报人保护法制的研究。马来西亚《举报人保护法案（2010）》是该国在反腐败法制建设方面的最新成果,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关于保护举报人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理念同马来西亚国内实际的结合而成。该法案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助于进一步夯实我国举报人保护法制建设的基础研究。     

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的关系

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紧密相连。当前有关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关系的观点均存在一定不足。在任意型预约保险合同下,航次保单才是真正的保险合同;在义务型预约保险合同下,航次保单应视为双方对该航次保险内容的修正。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建议将我国《海商法》相关内容修改如下：预约保险合同下的保险标的必须特定化、保险标的必须全部投保、申报必须依次进行、善意的漏报或误报可以进行矫正等。     

海南洋浦多名警察控告被“刑讯逼供”黑幕

2011年9月14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防暴队警察雷庭涉嫌非法拘禁案在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开庭。新英湾派出所原所长陈焕鹏出庭作证,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有被刑讯逼供的证据时,他高高举起一张纸,大声喊道：“有!”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