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法视野下的新《水法》

水资源匮乏的压力和《水法》存在的重大缺陷,构成了修订《水法》的现实动因。新修订的《水法》有许多重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水资源单一国家所有权制度及有偿使用等制度的确立,还表现在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创新。不过,虽然新《水法》在立法理念和制度设计上都有了重大突破,但既有制度的许多弊病仍未革除殆尽,还存在着部门立法、操作性欠缺、立法技巧粗糙、定位不清、政府管理改革不够等一系列问题。     

产业结构调节法初探

产业结构调节法初探吕忠梅一、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概念及特征产业结构调节法是关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定各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基本手段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合理...     

经济法律责任论

经济法作为建立在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基础之上的新兴法律部门，其发展当然应建立在传统法律部门调整的基础之上，这使得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形式具有类似于传统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特点。为方便起见，也可以仍然称之为经济法上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     

试论环境合同制度

在合同形式化的背景下 ,环境法实践已经采用了合同这一外在形式作为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与个人私益性的手段 ,但理论上对此问题的讨论甚少。本文从合同制度的变迁以及环境法的发展历史入手 ,分析了环境合同的外观与内核 ,提出了构建环境合同制度的设想。本文认为 :环境合同采用了合同的形式 ,但其本质在于平衡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关系 ,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因此 ,环境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与解释都应体现其特征     

产业结构调节法再探

产业结构调节法再探吕忠梅在《产业结构调节法初探》①一文中，笔者对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认识产业结构调节法的一些观点。本文拟继续研究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基本问题，以获取对这一法律规范群更为深入的认识。一、产业...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在中国现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 ,环境侵权诉讼面临着受害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诉讼成本高、错判率高的巨大难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重新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我国应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 ,通过设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确定对不同主体与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规则、借鉴先进国家合理的证明方法等 ,以建立中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制度。     

本制改革后的电力立法模式选择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以市场化为导向和目标的改革对于电力立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行电力法在立法理念、管理体制构建、法律制度设置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为保障电力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促进电力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对电力法进行修订。     

融合履职视野下的生态环境检察

建立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是重构生态环境检察职能,形成“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工作合力。但实践中存在着“四大检察”发展不平衡、一体履职的工作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问题。生态环境案件所呈现的“人—自然—人”法律关系特征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对融合履职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在现行三大诉讼分立体制以及相关理论无力妥善解决生态环境领域公益检察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理论创新促进制度创新,构建融合履职的生态环境检察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资源分配悲剧性选择中的环境权——从环境资源分配角度看环境权的利益属性

利益要素反映了环境权某些方面的本质.要从利益本质方面理解环境权,可以具体从环境资源分配的角度予以考察.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的分配是社会带有悲剧性的选择--即社会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它包括了资源分配的一级决定和二级决定两个层面,环境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同时又带有特殊性.社会在对资源分配进行悲剧性选择中有市场手段、政治手段、抽签法和惯例等四种手段,这四种手段在分配稀缺的环境资源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从本质上说,环境权的制度设计也是一种分配环境资源的手段,这一手段对于上述传统的四种手段的弊端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矫正或者弥补作用.     

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及其实现

环境法典编纂的方法要义在于确立可持续发展为法典价值目标，重塑与之契合的生态环境基石概念并构建环境法律关系，将可持续发展确定的价值体系外化为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与规范构造。生态环境概念兼具宪法依据与实践趋向，予以界定后有助于走出立法保护对象的概念困境，经与可持续发展耦合性重释后，在环境法典中明确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的类型化调整范围。环境法典编纂还需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方法通过法律关系构造进行规范转化，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建立“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将可持续发展目的价值与生态安全、环境公平、公益保障等工具价值予以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