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新型农场主”培养的适应性研究与实践

本文以“新型农场主”人才培养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核心课程、田间课堂、创新创业、育人成效”五个方面,阐述了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适应性和实践总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革命精神密钥探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辉煌业绩显示了创造奇迹的巨大能量,党史学习教育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这个时代追问有着历史源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说到底是一个探寻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的底蕴问题.百年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十个方面的出色表现形成了"能了什么"的事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时间和意义空间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各种革命精神不管反映什么样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实践场景,都具有超越时间、地点和情况的永恒价值.革命精神基本因子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决定意义.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革命精神提供了党员、干部言行举止的规范,形成了敢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对于新时代续写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卷具有重大意义.     

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

2020年是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它的翻译和出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历史的选择。"四大金刚"与"一师风潮"1919年6月,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陈望道从日本回到祖国。9月,他开始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称"一师")任教。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设计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设计出我国的改革之路,即:从改革农业和经济体制开始;改革是以稳定为前提;改革必然由经济体制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具有曲折性和长期性;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和有序性.     

论江泽民的国防教育思想

江泽民国防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他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国防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社会转型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基层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党赖以掌握的做群众工作的资源已经改变。第二,党所面对的基层社会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党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了新的要求。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挑战,直接冲击了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当前,基层党组织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政治引导功能;第二,社会控制功能;第三,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功能。第四,教育和管理党员,吸纳和培育社会精英的功能。     

对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度解读

可持续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发展,也并非不受限制的发展。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是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是解决包括全球环境危机在内的各种人类发展性危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     

伏羲神话在中华统一文华中的价值体观

伏羲位居"三皇之首",既是中国古史中原始渔猎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中华统一文化的缔造者.有关其传说和文化创造活动在中华统一文化的生发与形成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伏羲氏族的标志--龙图腾,经过整合、演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区别性特征;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伏羲"大一统"的理念,至今仍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利器和重要理论支柱.伏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文化.深入研究伏羲文化中的统一思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社会监督机制研究

社会监督是权力制约的基本范式之一。西方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权力仅仅依靠三权分立自我制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从一些国家反腐败的实践来看,社会监督对于推动腐败治理功不可没。目前,我国对社会监督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社会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还有待加强。限制性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大众对于腐败问题的片面认知使其参与反腐败的动力难以充分激发;腐败隐蔽性和团体性的行为特征也使得社会参与反腐败面临很大阻力;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权益尚得不到充分保障。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为社会参与反腐败搭建有效平台:一是要摆正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二是推进信息公开制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三是重视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督作用;四是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反腐败的保障和激励机制。